问世十年的惠民保，正处在市场出清的调整阶段。 复旦大学发布的《2025年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惠民保）知识图谱》（以下简称《知识图谱》）显示，2023—2024年，各地正常运营的惠民保产品占比由74.3%降至66.78%，2024—2025年7月继续下降至65.54%。产品数量的收缩，正是参保率不及预期、风险池扩容困难的市场表现。 惠民保最早于2015年在深圳出现，202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推广初期，惠民保凭借政府背书、低保费、投保低门槛等优势迅速覆盖全国。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共推出313款惠民保产品，累计参保人次超1.71亿。 作为普惠型补充医疗险，惠民保的保障责任包括医保目录内外的住院自付费用、特定药品费用三部分，在解决居民自付医药费过高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创新药械多元支付白皮书》显示，2024年商业健康险针对创新药械的总赔付额约为124亿元，惠民保占比达15%。 但是，既无法像纯商业保险那样自由定价、精准风控，又不能像社会保险那样强制参保、财政托底，这是惠民保在设计和运营中一直面临的挑战。 与其他商业健康险相比，惠民保兼具准公共产品和商业化产品的双重属性——项目的发起和推进由地方医保局主导，但没有政府补贴，居民自愿投保，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实际的投保过程中，由于在投保端不限人群和既往病症，大量患病人群参与其中，并不断沉淀；在产品设计上，由于其衔接基本医保的定位，惠民保往往设置了1万—1.5万元的理赔门槛（2024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次均住院费用为11707元），大量投保人群因没有获得理赔而丧失了继续投保的积极性，各地惠民保的参保率呈现下滑态势，部分惠民保项目陷入了“死亡螺旋”的阴云中。 有些地区的医保局还对惠民保的赔付率提出了明确要求（部分地区要求达到80%），赔付不达标的需要进行二次赔付，这进一步加大了死亡螺旋的风险，个别项目运行一年就因难以持续而停摆。 2023年曾有学术报告对惠民保的参保率进行统计，当年公开参保率数据的53款惠民保产品，平均参保率仅为18.9%，低于学界认为的单一险种能够有效分散风险的参保率临界值（70%—80%）。 近几年来，为了提升惠民保的参保率，不少地区对惠民保产品进行了迭代，例如将参保人群拓展至灵活就业人群和异地医保参保人群，在缴费方式上允许使用个人医保账户余额缴费等，这些举措在提升参保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当医保部门从推动者不自觉地变成了“担保人”，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变得模糊，参保率的提升也会面临边际递减。 其实，在市场化的运作中，政府应摒弃短期主义，更多承担制度建设的铺路搭桥责任，推动数据管理的开放共享。 这也有助于提高商业保险公司的积极性。商业保险公司需明确自身在惠民保项目中的风险承担角色，加大创新投入，遵循风险对价原则，实现差异化定价。当前市场上的惠民保产品，多采用统一定价。商业保险公司应当基于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因素进行相应的责任分级或费率分组，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公平性和适配性。 在一些惠民保项目的运营过程中，也存在保障责任不清、定价基础薄弱、产品高度同质化、销售误导等问题，这不仅削弱了商业医疗险的风险保障功能，也对行业声誉和消费者信心造成了负面影响。 面对参保率下滑的考验，保险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应努力向健康管理服务商转变，通过数据分析开发更精准的风控模型，通过增值服务提升用户黏性，通过产品创新满足多样化需求。近几年，不少地区的惠民保项目新增了上门护理、洗牙、癌症筛查等健康管理服务，但因传播不足，服务可获得性仍较低。 从基本医保到大病保险，再到惠民保和商业健康险，中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正不断完善。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惠民保承载了政府、险企和参保用户的多方期待。政府“看得见的手”克制一点，让市场的部分归市场，才能共同托举这个惠及亿万人群的民生项目行稳致远。

小通之前讲过，以前的日本女性要买紧急避孕药，不仅贵，而且渠道还有限。10月20日，日本厚生劳动省终于批准了紧急避孕药“诺雷博”的市售，明年春天在药店不用处方就可以买到。这让日本女性的生育自主又进一步。（详细请看： 人均堕胎数远低于中国，日本女人就那么想生？ ） 然而，日本女性曾经历的黑暗历史仍然不容忽视——不想生育的女性被迫怀孕生产，想要生育的女性却可能在医疗中遭受侵害。最近看到集英社又聊到了1980年震惊日本全国的“富士见妇产科医院事件”，小通就趁这机会回顾了一下这件丑闻，了解到了更多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 一名孕妇点燃导火索 1980年9月，一名孕妇来到位于埼玉县所泽市的富士见妇产科医院检查。不料，她被诊断为患有“卵巢肿瘤和子宫肌瘤”，说是“内部溃烂不堪，不做切除手术就会得癌症死亡。” 这一诊断如同晴天霹雳一般，让她惊恐万分。但当她前往其他医院复查时，医生们都告诉她“身体没有任何问题，放心好了”。这也让她对先前医院的诊断结果萌生了一丝怀疑。 当时的富士见妇产科医院在当地非常知名。不仅外观豪华，还配备美容室、健身房、休息室和当时先进的超声设备。这也吸引了埼玉县及周边地区的众多孕妇前来检查和体验。 但这家医院实际上是个草台班子。作为一家大型的妇产科医院，上下只有5名医师，医院的理事长北野早苗没有医师执照，却擅自操作仪器。并且，他的诊断意见几乎如出一辙——要么患子宫肌瘤，要么患卵巢囊肿。紧接着就向患者们下达“最后通牒”：赶紧切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这两种病症并非完全需要做切除手术，小通在回顾的时候也做了些功课：子宫肌瘤是子宫壁的良性增生，癌变风险极低，只要保持健康作息，多观察就好；而卵巢囊肿是卵巢内充满液体的囊肿，虽然少数可能引起恶变，但大部分会自行消失。 许多女性都是出于这家医院的名气前来做检查的。然而，医院却利用这份信任夸大病情，诱骗患者要把子宫或者卵巢切除干净，否则就会得癌。而患者们被医院上下骗得团团转，前脚被理事长“威胁”，后脚被这家医院的院长——也是他的妻子北野千贺子——切走女性特征的一部分。而要不是这位孕妇发现了端倪，或许大家还会被蒙在鼓里。 数千人的悲鸣 1980年9月10日，北野早苗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逮捕，这起臭名昭著的“富士见妇产科医院事件”迅速引发日本全国的关注。随着调查深入，受害的规模也逐渐浮出水面。 日本警方对医院里存放的40个器官进行鉴定。其中，只有9个确实存在肌瘤，但仅1个需要做手术。患有卵巢囊肿的，也只有2例。也就是说，4分之3的女性都曾是健康的。 1980年被曝光的这场骗局，在揭发黑幕前已持续了数年。而警察查扣的器官数量，也只是冰山一角。当时，这家医院曾被曝出每年平均要做600台这种手术。也就是说，一天就有1-2名女性失去她们的性器官。事发后，一共有1138名患者向所泽保健所控诉自己的受害经历。她们每个人在这家医院做的切除手术，平均就要花40万至100万日元。按现在的汇率，也要2万到5万人民币。可是在普通的公立医院，这样的手术却不过10万日元（5000元）。可怜的患者们本以为花大价钱就能根除疾病，却没想到踏入了无尽的深渊。 她们不仅承担了经济损失，还蒙受着严重的身体与心理创伤。有人原本期待生育，却因虚假的疾病永远失去机会。而有的人则饱受术后疼痛和不适的折磨。摘除子宫和卵巢后，身体激素失衡，不仅让一些女性骨质疏松，也让更年期的病症更加不可控制。身心陷入歇斯底里的女人们，甚至得不到家人的理解，最终还落得“夫离子散”的结局。 漫长的审判，结果就这？ 这起事件，让始作俑者们受到刑事、民事和行政三个层面的处罚，但却很难大快人心。 尽管北野早苗因涉嫌伤害罪被捕，但他却用三个理由为自己脱罪。首先，他依仗着自己没有留下有关犯罪动机的蛛丝马迹，宣称医院不可能恶意摘除器官。其次，他强调自己“医术不精”“诊断错误”，试图将犯罪包装为医疗事故，模糊犯罪事实。最后，他还搬出患者签署的同意书。也就是说，患者了解并接受“摘除器官”的结果，医院没有违反规定，是“无辜”的。 检察院难以对以上三个疑点做出判断，无奈之下因“证据不足”而做出了不起诉处理。这个结果或许让检察院自己都无法接受，只得逃避责任般地表示“医院这个特殊的地方实在难以立案”。检方轻飘飘的一句话，让数千名受害的女性患者和数万民众感到失望和愤怒。更窝火的是，几年后，尽管大量新的客观证据浮出水面，专家通过器官鉴定佐证了北野夫妇的犯罪事实，却早就过了刑事追诉期，无法对他们进行追责。 而被刑事追究的，也只是无行医执照的部分。1988年，北野夫妻双双获刑，但刑期如同杯水车薪——理事长被判1年6个月有期徒刑，缓刑4年；有行医执照的院长，只是因为包庇理事长，才被判8个月有期徒刑，缓刑3年。 刑事无门。1981年，63名受害者提出了约14亿日元（7000万元）的民事诉讼。17年后，东京地方法院才认定这家妇产科医院存在“故意的非必要摘除手术”，责令赔偿。但除了夫妻二人，医院里的一些医生不服判决，还在负隅顽抗。2004年，最高法院终审判决，赔偿总额只有5亿1400万日元（2570万元）。民事诉讼从开始到结束，经过了漫长的23年，但受害者为自己奔走获得的回报，却与期望相去甚远。 在此期间，1983年北野早苗还如同小人得志一般，把朝日新闻告上法庭，认为报道伤害了他们的名誉权。而更可笑的是，他在2001年，竟然还出版了自传《捏造“富士见产妇人科事件”》。行文里面，北野早苗不仅认为整个事件就是冤假错案，还大言不惭地说“是竞争对手的阴谋”“我们医院没有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对医院经营有信心。” 小通搜了一下，这本书现在竟然还挂在二手网站上。 行政处置同样迟缓。直到2005年，前院长北野千贺子才被吊销执照，三名医护人员也仅仅被停职了2到6个月。这是日本首次因民事判决结果吊销医师执照。然而，当时已经70多岁北野夫妇还不服，又提起诉讼。但2009年和2013年的判决均维持吊销决定。 北野夫妻二人“装无辜”了20多年，终究逃不开制裁。但这些结果能不能服众，每个人心中都有答案。而大家最关心的作案动机，至今仍然还是一个谜。 他们究竟想拿这些器官做什么呢？有人分析，最有可能的就是通过大量手术为医院带来巨额收入。此外，也有猜测说是为了学术会议准备病例，炫耀自己。甚至有人怀疑存在器官买卖，但缺乏证据。无论动机如何，擅自摘除健康器官这种违背医学伦理的行为无疑是犯罪，不可饶恕。 40多年的余波 事发到现在，已过去40多年。但网络上，对案件的讨论仍然层出不穷。 有网友结合自身经历，给大家提个醒。 我妈在那个时候也摘除子宫了，但本来没这个必要。当时听妈妈说，她是在长野县某家医院妇产科里做的手术。为什么妇产科那么多庸医啊。 因为我也患有一些妇科病，所以经常跑去医院，也碰到形形色色的庸医。 还是要擦亮双眼找个好医生，如果感觉不对就换一家医院做检查。 有的人质疑起判决结果。 这起事件本身相当残酷，结局也相当残酷。 文章里面也讲了，无执照诊疗被判有罪，但全员都缓刑了。伤害罪不被起诉；民事裁决中，明明患者方在2004年胜诉，但最终只获得5亿日元的赔偿。63位患者发起的赔偿款明明是14亿日元，这连一半都不到。 受害规模与加害者应负责任大相径庭的一起案件。 而有的人则看到这个案件伤及的群体。 为了赚钱要做到这种份上，我不理解。 这完完全全是站在女性、女性性的对立面的恶行、犯罪。 那些有国家背书的医师为少子化推波助澜，还有没有天理了？ 说一千道一万，这个事件或许只是日本医疗领域黑幕的一角。它的曝光，让日本女性痛悟到，健康与生育应当掌握在自己手中；制度当中存在的漏洞更让每个人发现本应该是生命庇护所的医院，竟然会与利益沆瀣一气，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梳理完这个案件，小通在瞳孔地震的同时，也庆幸当下的社会风气和制度正越变越好。希望类似的事件永远不要发生！ 参考资料 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930bc3d13d040d80e28f621e1d26a00eaea19c59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AF%8C%E5%A3%AB%E8%A6%8B%E7%94%A3%E5%A9%A6%E4%BA%BA%E7%A7%91%E7%97%85%E9%99%A2%E4%BA%8B%E4%BB%B6#%E5%88%91%E4%BA%8B%E8%A3%81%E5%88%A4 https://newsdig.tbs.co.jp/articles/-/2015861?displa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