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暑期档不知何时才能起势，国外暑期档倒是捷报频传。《星际宝贝史迪奇》《新·驯龙高手》接连引爆北美票房，《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撑起了日本市场，《真爱满屋5》引领了印度票房。不是说全球电影的日子都不好过吗？前些日子韩国知名导演李沧东诉苦“新片无人投资”，只能放弃院线上映，转而给Netflix打工，还让不少国内网友惊讶曾经的亚洲电影之光，何时竟变成了困难户。硬糖君早前就讲过韩国影视圈引狼入室的过程。以Netflix为代表的外资流媒体高价吸走人才、抬高市场价格，逐渐摧毁本土影视产业。在控制整个市场后，又逐步对韩国进行降本增效。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数据显示，2024年韩国观影人数为1.2313亿人，仅为新冠疫情前2019年（2.2668亿人）的54%左右。面对流媒体冲击，以韩国为代表的小市场很容易被拿捏，人口多的大市场则在尝试用新法子拯救院线。北美暑期档开局火爆是因为搭上了短视频营销的快车，找到了“小孩哥”增量市场；而印度传统宝莱坞电影衰退后，迎来了南印度地区电影的兴盛；日本除动漫IP的“养老保险”制作模式，也开发出真人电影的潜力。经济上行，关注国外电影圈，是学赚钱的法子。经济下行，关注国外电影圈，是学救命的法子。美国：吃短视频红利，找到小孩哥市场今年的北美市场被“小孩哥”救了。目前北美票房冠亚军《我的世界大电影》《星际宝贝史迪奇》以及近期开局超预期的《新·驯龙高手》，都被认为吸引了Z世代受众，原因是他们在TikTok掀起了年轻人的观影潮。尤其是全球卖了近10亿的《我的世界大电影》，其短视频营销还引发争议。咱们这边2022年爱情片《一闪一闪亮星星》大搞“下雪场”，那是片方运营。今年北美短视频火爆的“爆米花场”，却起源于群众发癫——当青少年粉丝看到隐藏款“鸡骑士”出现在电影中，激动地向空中抛洒爆米花，仿佛是自己开出了隐藏款。这些“撒爆米花”观影短视频发到网络上，在TikTok掀起了年轻观众的效仿潮。当然，这一扰民行为也引发舆论争议，甚至有观众报警驱赶影院里吵闹的孩子。但看着票房大卖的现实，谁不想挣小孩哥们的钱呢？很快就有影院专门开设“爆米花场”，部分北美影评人也发文为“小孩哥们”开脱，认为应该尊重不同世代的观影文化。毕竟，是他们拯救了电影院。《我的世界大电影》TikTok官方账号吸引了66万粉丝，560多万点赞。与国内官方账号比起来，点赞数还差一些，但转化率却高很多。而且从两个账号的内容看，国外账号的素材明显比国内多，占一个先天优势。不过，随着他们在自家门口尝到短视频营销甜头，开放中国区素材指日可待，或许到时也能重振好莱坞电影的中国区票房。据悉，好莱坞大厂已经开始研究中国区营销案例。硬糖君倒希望他们不要学偏了，搞情感绑架那一套。从北美目前的短视频营销玩法看，他们侧重玩梗式病毒营销与音乐元素带动，更容易在年轻群体掀起小潮流。最早2022年，《小黄人大眼萌：神偷奶爸前传》就营销过小孩哥西装革履去看电影，中途兴奋得“扔香蕉”的打卡潮。2023年，《芭比》掀起女性盛装打扮进“芭比盒子”拍照潮。2024年《魔法坏女巫》则兴起邪恶的手指玩梗潮。短视频很容易助推一些热梗、仪式走红，成为年轻人追赶的潮流。虽然这些梗不一定适合咱们年轻人的口味，但玩梗式病毒营销的思路是对的。我们也有适合国情的玩梗潮，比如路画2023年做《铃芽之旅》宣发，很多网友玩“门”与“椅子”的梗，是有帮助影片突破圈层，而且适用于图文与视频多平台传播。北美做短视频营销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今年迪士尼做《星际宝贝史迪奇》，在官方账号不断发视频让“史迪奇”回应粉丝提问，收获了可观的播放量与点赞数据，算是为动画营销提供了新思路。当然，北美电影短视频营销能够引爆市场，也是因为TikTok对电影品类还处在流量扶持期，电影解说账号在TikTok上也很火。去年TikTok与华纳合作推出Spotlight新功能，类似优爱腾在抖音搞的页面链接小程序，观众可以登陆HBO max观看影片。狮门最近发行《疾速追杀：芭蕾杀姬》，甚至上TikTok卖票了。因此，需要等到这扶持蜜月期过去，北美短视频电影营销才能见真章。印度：宝莱坞衰退，地区电影兴起据Ormax Media报告显示，2024年印度总票房约为13.83亿美元，较2023年总票房只跌了3.2%，跌幅甚至小于北美。但如果只算北方的印地语电影票房，跌幅则达到了13%。如果再去除印地语电影里的配音版南印度电影，只算原创印地语电影，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宝莱坞电影，票房跌幅则高达37%。去年宝莱坞产出的票房最高的印地语电影《真·鬼娘子2》仅收69.8亿卢币，票房不及泰卢固语电影《普什帕：裁决》的一半。如今的印度电影是靠“南印度”电影撑起了半边天。南印度电影主要有四大影视基地，分别是生产泰卢固语电影的托莱坞（Tollywood）、生产泰米尔语电影的考莱坞（Kollywood）、生产马拉雅拉姆语电影的莫莱坞（Mollywood），以及生产卡纳达语电影的桑达坞（Sandalwood）。电影历史学家Theodore Baskaran指出，暴力一直是南印度电影中不可或缺的娱乐元素。不同于宝莱坞呈现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南印度电影场景多以农村为主，故事多以反种姓压迫为主。主角的暴力被赋予了一种英雄主义，农具就是他们大杀四方的武器。《普什帕：裁决》主角普什帕从走私红檀木的小混混，到重新建立社会秩序的黑帮霸主，妥妥一个印度“高启强”。电影动作戏呈现比较不讲物理学，开场普什帕孤身一人，拿着一把斧头就打倒了一个日本黑帮，开辟了日本走私路。相较于宝莱坞电影，中国观众对南印度电影的接受度其实略差一些。曾经引进的口碑片《巴霍巴利王》两部，第一部卖了700万，第二部卖了7000万。《普什帕》第一部口碑更差，豆瓣评分只有6.8分，第二部看过的观众寥寥无几，被豆瓣网友称为“抽象神片”。不过，随着南印度电影投资增多、产量增加，其影片类型也在丰富。去年引进的南印度悬疑片《因果报应》，就以精巧的叙事刷新了中国观众对南印度电影的印象。其实这部电影的印度本土票房并不算拔尖，处在南印度电影票房榜十名开外。《因果报应》在印度上映不到一个月就上了Netflix，部分中国网友看过盗版资源后，给其打出了8.6的豆瓣高分，引发网络热议。时隔近半年，该片被引进中国，卖了近八千万票房，成为中国票房最高的南印度电影。毛局5月呼吁加大国外电影引进数量，扎堆去日本淘金的批片大户们，或许也可以把眼光投向南印度。印度本土高票房的英雄电影过于“抽象”，咱们中国观众可能吃不消。但那些中腰部类型电影，没准真能淘到金。日本：IP的活用日本去年的票房冠军是《名侦探柯南》，今年的票房冠军还是《名侦探柯南》。《名侦探柯南》每年稳定产出一部剧场版，票房还越卖越高，看来日影圈也有自己的春晚。去年《名侦探柯南：百万美元的五棱星》卖了158亿日元，排到了影史第14名。今年4月上映的《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还在上映中，目前已经卖了140亿日元，超过2023年的《名侦探柯南：黑铁的鱼影》。《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的豆瓣开分也高于上一部，国内引进方路画更给到该片超高规格宣发，指望着它能引燃暑期档。《名侦探柯南》《哆啦A梦》《蜡笔小新》这仨经典老IP，产出剧场版比较稳定，基本一年一部，培养了稳定观影层。《鬼灭之刃》《排球少年》《咒术回战》等新晋大IP，产出则没那么稳定。但不管几年出一部，只要质量尚可，就能揽收票房。好莱坞拍IP电影被说吃老本，失去创造力，大多票房一部不如一部。可日本拍动漫IP吃老本，咋票房还越卖越高呢？这或许是因为，日本已经把动漫IP做成了一种在电影院放映的连续剧生意。而且很多动漫IP的剧场版，是配合电视剧集播出的一环，很容易吸引IP的受众为此买单。日本热门电视剧IP也多会出剧场版。比如2023年票房top6、top7的《勿言推理》《TOKYO MER～移动的急救室》，都是高收视率剧集的电影版。迪士尼现在也在尝试让流媒体剧集IP与院线电影做联动，培养稳定的IP受众群。咱们剧圈说了很多年的剧影联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做起来。但要说《异人之下》《长安的荔枝》这种IP版权卖两家分开做电影、剧版，根本算不上联动。被收视率或者网播验证成功的IP，原班人马拍电影版，才算是真正的剧影联动。硬糖君希望闯荡电影圈的正午能尝试走这个路线。除此之外，日本也在加大真人电影的开发力度。第一大类自然是动漫IP的真人版，票房成功的《王者天下》《浪客剑心》系列真人电影还引进过国内。第二大类是爱情片，每年日本票房top10里，总有一部爱情片。去年有《与你再遇鲜花盛开之丘》，今年有《初吻》《366日》。《初吻》是《花束般的恋爱》编剧坂元裕二新作，目前豆瓣开分8.5，已经确认引进国内了。第三类是惊悚悬疑类型。传统日恐式微，但每年也能稳定产出惊悚悬疑电影，去年有《最后的里程》《诡谲屋》，今年有《人偶之家》。《人偶之家》主演长泽雅美还专程去上影节参加见面会，眼下惊悚片审查放松，或有引进可能。美国、印度、日本都有自己拯救电影市场之法，虽然不全然适用于我们，也能提供一些解题思路。无论如何，行动起来都比不敢轻举妄动的“摆烂”强。不是人人都要做《哪吒2》，国外卖座电影也并非旷世奇作，找到自己的受众就算胜利。

一直以来，红学研究林林总总，但很少有红学家会从法律和女性的角度解读《红楼梦》。今年，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柯岚出了一本新书《命若朝霜：〈红楼梦〉里的法律、社会与女性》。在书中，她聚焦十二种女性命运，对应十二个清代法制问题，研究每种类型的女性在时代的牢笼中如何演绎宿命。书名取自曹植的诗句“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其悲凉可叹之意，正与柯岚分析《红楼梦》里诸女子的命运基调相似。她发现，《红楼梦》中的女性命运除了被掌握在父权和家族手里之外，还被清代的律例设定了悲剧结局，看似一系列戏剧化事件主导了她们的命运，但本质上是一连串法制困境使然：连坐、拐卖、籍没、亲属相奸等，进而导致她们被推上绝路。比如，《红楼梦》开篇就写了一桩发生在富庶的苏州城的拐卖案，年仅四岁的甄英莲在元宵节当晚被拐子带走，最终被卖进富贵人家当小妾。由此可以窥见当时社会拐卖人口的犯罪现实。自明末以来，苏州一带就是当时著名的人口市场，人口买卖非常发达。而儿童一旦被拐卖，由于缺乏发达的信息系统，要侦破案件是很难的，被害人家属也不会第一时间去衙门报案，没有找到嫌疑犯就去报官的情况是很少见的，更不可能有我们现在的指纹、DNA、面容识别等手段。而秦可卿之死也和清代的“亲属相奸罪”息息相关，尤其是公公对儿媳妇的性犯罪。在柯岚看来，秦可卿之死并不是道德有严重瑕疵的女性的羞愤自缢，而是一次根本无法寻求正当法律救济的性犯罪被害人的理性反抗。在那个年代，很多女性只有选择自尽，才有机会递出“诉状”。在《红楼梦》中，女性角色之死的诱因和致命因素各不相同，仅自杀手法就有悬梁、撞柱、投井、刎颈、吞金等。柯岚一一结合当时法制现实分析，论证了她们以自己的死亡作为“诉状”，控告侵害者的真实可行性。尤其在应对性侵害时，女性受害者几乎没有救济途径。《大清律例》为性犯罪定下的基调就是“被害人有罪论”，认为性犯罪的诱因是受害女性“淫邪无耻”，还要求受害者必须有“损伤肤体，毁裂衣服”等能证明自己曾全力反抗的证据。比起这一切，自杀或许是她们当时能采取的最简单也最无奈的解决办法，既能保全自身名声，还能递出“诉状”。如果不和清代的法律与社会相互印证，《红楼梦》中的很多人物可能无法被完整理解。通过法制的角度，柯岚把《红楼梦》被折叠的一面重新打开，展现了更精细的一段社会历史，也用全新的视角解释了什么是“万艳同悲”。或许，曹雪芹远不是想书写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而是想呈现宗法社会中几代女性的共同悲剧。虽然是不同身份地位的女性，但她们都被指向同一种结局——“命若朝霜”，那个时代给女性角色准备的道路，很多都是绝命之路。以下是《新周刊》与柯岚的对话。贾府女性人口被变卖，可能是真正的结局《新周刊》：你最初是如何与《红楼梦》结缘的？为什么以它作为长期的研究样本？柯岚：我奶奶是个“红迷”，她的床头总放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绿皮封面的《红楼梦》。她不太会跟我讲，但是她每天都翻来看。大概是受奶奶熏陶，我从小也开始读，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资讯，能够读的书也就是在家里能找到的那些。但我接触红学是从大学时期开始的。有一年寒假，我从北京坐火车回湖北老家，上车时就带了一本当时刚买的张爱玲的《红楼梦魇》。最初我以为这本书是写《红楼梦》的故事，后来才知道它是一部非常严谨地考证《红楼梦》的作品。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有这么一门学问叫红学，然后成了一个红学爱好者，至今应该快三十年了。《新周刊》：你是怎样想到从法律和女性的视角来解读《红楼梦》的？柯岚：尽管我一直在法学院上学和教书，但我考大学时就特别想学人文学科，只是那时比较听从父母的教导和安排。他们都建议我去学一些经世致用的学问，我就选择了法学。2013年，我被调到西北大学工作，开始转型写关于《红楼梦》跟法律结合的论文。后来，我又跟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文史版）》合作，虽然它是个讲座，但我把它当作一个学术创作来对待，每一期讲稿都经过对相关材料的反复阅读和文献梳理而成。我尝试结合法律、女性和《红楼梦》这三个视角来重新阐释书中作为主体的女性的生命故事，也试图去反思在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女性面临的一些法律困境。《新周刊》：《红楼梦》是以一桩拐卖案开篇的，你觉得曹雪芹为何要这样设计？柯岚：从研究《红楼梦》的法文化开始，我就非常惊讶地发现，过去的红学研究好像不太关注葫芦案里的人口拐卖问题。这也许说明，我们过去的红学研究里，女性的视角是体现得不够的。我从法律的视角去读，很自然就发现它是一个拐卖人口的案件，一个四岁孩子在元宵节的晚上被拐走了。然后我对整个文本进行梳理，就有了一个猜想：《红楼梦》是以一个女性的人口买卖故事作为开篇的，那么如果八十回以后的失传真本流传下来，最后到了贾府被抄家的时候，也可能是以女性的人口买卖来结尾的。因为古代社会一直存在一种很残酷的刑罚叫“籍没”，罪犯的未成年之子跟他的妻女要被没官、配流或变卖。清代的汉人官员犯了罪，他们的妻女将面对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给守边的士兵做奴隶的刑罚，或者被拉到人口市场上直接变卖。我不敢揣测这是不是作者最初设计的结局，但作者最初设计“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主题，里面隐含的可能有对女性生命最真切的悲叹。他在他所生活的康乾盛世里，看到女性是一个个被商品化的存在。我的责任编辑周莉娟在她写的封面故事中说道：“其中的生命无一不是被定价的。”《新周刊》：《红楼梦》中，出现了多少处关于女性的人口买卖？柯岚：首先，开篇就是甄英莲被拐卖。然后《红楼梦》里有很多奴婢是被买来的，比如：袭人是卖身来的；晴雯是贾府的大管家赖大买来的；甄英莲被薛蟠强买，进入薛家以后，改名叫香菱；贾府里面有一个戏班，里面的十二个女伶也是贾府从苏州买来的。所以最后贾府覆灭，贾府里面遭遇最惨的可能不是那些犯罪的男性，而是被无辜株连的女性家眷和青春少女，她们可能会被拉到人口市场上变卖。我们过去的红学研究，更关注的是宝黛钗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婚恋悲剧，或者把《红楼梦》视为一部大家族败落的悲剧。但如果《红楼梦》讲的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主题，它就是一部古代社会女性群体的悲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她们普遍被商品化。《新周刊》：在你看来，这和曹雪芹的真实经历相关吗？柯岚：曹雪芹的舅公、苏州织造李煦因为卷入了康熙朝的政治斗争，被雍正以“亏空官帑”下狱并籍没其家，子女、家仆和女性亲属都被拉到苏州人口市场上变卖。但是卖了近一年，当地民众都不敢买，因为知道这些人是旗人。后来雍正才改变策略，除了李煦的直系亲属以外，剩下的女眷和奴仆让当时的功臣年羹尧挑选，其余的继续变卖。曹雪芹在他一生当中应该见过很多这样的惨剧，就是他认识的人家或听说的豪门高官，在他们没有败落之前，会经常买卖女性人口；在他们犯罪败落之后，他们的女性家眷会变成被变卖的人口。我觉得作者能够写出这样的故事，是基于他对当时社会非常真切和深刻的观察。秦可卿之死，是一种抗争《新周刊》：在结合《红楼梦》研究《大清律例》时，让你感到震惊的律例有哪些？柯岚：明清有一条法律叫“威逼人致死”罪，因个人行为不当导致他人自杀的人可能被处以刑罚。这个罪名在《红楼梦》里是出现过的，在尤三姐因为柳湘莲退亲愤而自杀那一回，贾琏命人把柳湘莲捆了送官，尤二姐出来劝阻说：“你太多事，人家并没威逼他死，是他自寻短见。”根据《刑案汇览》记载，“威逼人致死”罪是清代发案率排名第二的常见犯罪。《红楼梦》可能是清代唯一一部严肃审视女性自杀问题的文学作品。所以在了解《大清律例》以后，再去看秦可卿之死，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法律事件。在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一书中，他就推断并求证了秦可卿是自杀的，但他没有从法律的视角去分析。一百年来，红学的叙事似乎从未将秦可卿视为一个性犯罪的被害人，而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一个有严重道德瑕疵的女性。《新周刊》：从法律的视角分析，你认为秦可卿为何自杀？柯岚：在清代法律中，“亲属相奸罪”被列入“十恶”重罪。公公如果和儿媳妇通奸，双方都应处斩；如果是公公强奸，理论上只处罚公公。在这样的犯罪中，儿媳妇几乎没有可能是主动通奸的一方。然而，儿媳妇一旦遭遇性侵害，顺从、自卫和告发都可能是死路，只有拼死反抗或自杀，才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否则就成了“和奸”。秦可卿选择在夫家自杀，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被盖住，那官府会派人验尸、调查死因，因为按照清代法律，自杀是应该报官的，那意味着会有人来承担法律责任。她的自杀，是唯一可能反抗罪恶的选择。《新周刊》：以自杀作为寻求正义的手段，它背后的社会和文化根源是什么？柯岚：在大清发生的“翁媳相奸案”，被害人要寻求救济是非常困难的。按照清代法律，公公对儿媳妇有性侵犯，儿媳妇假如因自卫将其打伤、打死，根据法律反而要受到制裁。《刑案汇览》中收入了几宗儿媳妇因拒奸杀死公公的案例，刑部最后请皇帝定夺，在法律规定的凌迟刑之下减轻处理，改为斩立决或斩监候。但反过来，如果公公因为儿媳妇拒奸而将其打死、打伤，处刑一般轻得多。另外，清代法律还有一项“诬执翁奸”罪，特指儿媳妇诬告公公强奸，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就构成诬告，儿媳妇会被处以死刑。一直到清末修订法律之前，当时的社会都有严酷的等级制度，低等级的人不光实体权利受限制，诉讼权利也是受限制的。秦可卿选择自杀，就是用她的死作为一种武器，是一种抗争。“完美被害人”和“荡妇羞辱”，《红楼梦》中早有体现《新周刊》：若穿越到清代做“女讼师”，你最想为《红楼梦》中的哪位女性提供法律援助？柯岚：我特别痛惜的是尤三姐。在当时的社会，女性一旦涉及男女关系方面的嫌疑，名誉被毁，本身就是一个灾难。按照当时的法律，性犯罪的女性被害人要得到救济有一个前提，就是官府要认定她的品行，即她过去是一个品行良好的良家妇女。如果你和一个人自由恋爱，你就成了一个奸妇、一个被世俗舆论唾弃的对象。如果你再遭遇其他性侵害，施害人的法律责任要因此减轻。我发现清代对女性的很多严酷的法律规定和社会观念，对我们现代社会还是产生影响的。比如我们现在一旦讨论性犯罪，都会不自觉地讨论受害者是不是一个“完美被害人”。即便她是一个“不完美被害人”，难道她就不应该得到充分的法律救济吗？《新周刊》：尤二姐同样是“不完美被害人”。柯岚：对，《红楼梦》读者很少同情尤二姐。我觉得这本书里最惊心动魄的悲剧，就是尤二姐遭遇的“荡妇羞辱”。王熙凤操纵了舆论，让家里的婆子、媳妇、丫鬟都在背后说三道四，甚至当面侮辱尤二姐，导致尤二姐名誉彻底被毁，最后走向了绝路。这是一个很讽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造出“完美罪犯”跟“不完美罪犯”的概念，可是却造出了“完美被害人”和“不完美被害人”的概念？尤其在性犯罪案件中，为什么我们不是对罪犯而是对被害人有这么高的道德要求？这个现象背后也许隐藏了女性意识在长期的社会规训中不自觉地自我奴化的一面，是对女性提出了单方面的极为苛刻的道德要求。《新周刊》：《红楼梦》中有哪些案件，让你觉得是跟当下社会遥相呼应的？柯岚：《红楼梦》是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作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视角和窗口。现代社会对女性的一些观念，仍有《红楼梦》那个时代的影子，比如上面说的“完美被害人”“荡妇羞辱”。还有前段时间被正式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参考案例的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为什么总有一些人觉得只要订婚了，男方就可以对自己的未婚妻主张性权利？这个意识是从哪里来的呢？实际上《大清律例》也是不允许订婚强奸的。这恐怕还是和传统的把女性视为商品的意识一脉相承，认为婚姻就是一种买卖——“我出了钱，你就成了我的人”。我想，每一次出现这样的热点事件，都是一次很好的公众教育的机会。《新周刊》：你认为《红楼梦》对当今性别平等、法治文明的建设有何借鉴意义？柯岚：从清末修律开始，至今走过100多年了，中国法律已经取得的成就是非常惊人的，这点毋庸置疑。但我想有一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红楼梦》折射出当代很多社会问题，而我们从中看到的女性悲剧和封建文化的余毒，至今还没有完全被肃清，仍有一定程度的残余。这充分说明一个社会要走向法治建设，不只要配备更多的立法、执法、司法人员，或者创造更多新的法律文本，还需要更新观念，去反思我们的观念里有哪些不合理的东西，它们跟我们的传统有什么关系，而我们要怎样去超越它们，让我们的文化上升到一个更为开明、阳光、尊重人的尊严的层面。这样的启蒙应该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永远都不会结束。

《红楼梦》中，史湘云问道：“宝玉哥哥不在家么？”贾母道：“如今你们大了，别提小名儿了。”所以，贾宝玉的大名究竟叫啥？史湘云和贾母也没回答上来这个未解之谜。200多年后的某日，中文互联网的“电子红楼”小红书上，有网友给出了一份独特见解：贾宝玉的真名应该叫贾璋，贾政的三个孩子贾珠、贾元春和贾宝玉连起来就是“朱元璋”，贾宝玉象征大明的国脉和遗民。初看似乎不无道理，再细想又确实一点道理都没有。像这种脑洞大开的行为，今时今日我们可以将其归入旧红学和新红学之外的第三派别：红楼抽象学。抽象界的水太深，容易把握不住，幸好我们还可以选择打不过就加入。不喜欢这个脑洞，那就自己再想一个：既然都是从玉，贾宝玉的真名叫贾玲也未尝不可。隔壁贾樟柯表示：我没意见。林黛玉倒拔垂杨柳在被称为“互联网抽象元年”的2024年，《红楼梦》也乘上这股东风，以另一种方式出圈。新老作品从正反两面共同发力，重新掀起一波红学浪潮：由胡玫导演的《红楼梦之金玉良缘》在豆瓣上斩获3.1分，在“年度烂片”赛道稳占一席之地，还顺带拯救了李少红的口碑；在短视频平台，1987年版《红楼梦》随着各种二创全面复兴，带动了一场“大众红学热”，近10万人参与了抖音“林黛玉模仿大赛”，总播放量超4亿次。红学流派有评点派、题咏派、索隐派、考证派等，但在这轮“新红学热”中，网友的分类是：“宅斗派”“翻案派”和“聊斋派”。迎面走来“考公大省”山东的网友代表们，已经把需要全文背诵的三大名场面罗列完毕：海棠诗社（后以“桃花社”之名重建）成立、螃蟹宴、抄检大观园。能把内里的门道分析透彻，在人情世故这方面，薛宝钗都得给你作揖。甚至还流行一种说法：在写网文的时候模仿《红楼梦》，哪怕只有稍微一点，都能写出爆款，比如尽人皆知的《甄嬛传》。“翻案派”的教旨用现代术语来说，那就是重新塑造“第二性”的故事，女性角色寻回自我和主动权。油腻的“钗黛之争”早已过时，现在站在大家面前的是稳拿古偶大女主不卑不亢剧本的薛宝钗、传说中继承巨额遗产反被贾家吃绝户的“真·名门望族”林黛玉。林妹妹作为知名“嘴强王者”，还拓展了新赛道——发疯文学。同事不回工作消息，就抱怨“你大抵是倦了，竟回我这般敷衍”；对讨厌的人阴阳怪气，说一句“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出门聚会朋友迟到，默默来句“难为你费心，哪里就等死我了呢”，保证让朋友愧疚到半夜失眠还在良心不安。当然，和深夜更搭配的还得轮到“聊斋派”上场。为什么元春要半夜省亲，还得赶在鸡叫之前离开？为什么薛宝钗吃冷香丸，居处蘅芜苑像“雪洞”，刘姥姥还讲故事暗示她是鬼？为什么四大家族总是死人，却几乎没有婴儿出生？“聊斋派”的前身是“悼明派”，主张全员皆死，但还是需要一定的联想能力才能达到“细思极恐”的效果，比如崇祯帝在位17年，对应黛玉活了17岁。而“聊斋派”就简单粗暴多了，配上鬼气森森的BGM，再叠加阴间滤镜，《石头记》的石头其实就是墓碑石，整个大观园是个大坟场，就算不会把人吓得企图放生《红楼梦》以求平安，也足够让凌晨还刷短视频的你放下手机，赶紧睡觉。在万物皆可AI的时代，“林黛玉倒拔垂杨柳”这个曾经只存在于脑海的抽象画面，也变成能动会跑的电子生命了，但有关《红楼梦》的抽象之路，早在多年前已经铺开。2017年3月7日，“伏黛”CP新浪微博专属超级话题开通后，短短一个月内，曾分别跃居动漫与读书榜top 1，时至今日已有4亿多次阅读量。伏地魔和林黛玉这对“拉郎界的扛把子”，也自此引燃了年轻人对《红楼梦》二次创作的热情。在抽象这条创作赛道上，较真是最不需要的品质。不如听取邓布利多的建议，什么都不想。穿越的林妹妹走到厄里斯魔镜面前，镜中倒影大概只有一行字：大家需要什么，《红楼梦》就会被解读成什么。被过度解读的宿命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已死”理论认为，作品在完成之际，作者就已经“死亡”，剩下的文化阐发工作，就是读者的权利了。唯有作者“死亡”，读者才能“诞生”，所有阅读活动，都是读者心灵与一个既定文本的对话，价值就在这个过程中被创造出来。有一种说法是，王国维之前的红学研究通常称为“旧红学”，主要分为索隐派、评点派和题咏派三大类。而王国维重点批判的“索隐派”，就是透过字面探索作者隐匿在书中的真人真事。索隐派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观点有三种。第一种认为《红楼梦》是为顺治帝和董鄂氏而作的爱情故事；第二种以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为代表，“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心向大明的政治小说；第三种干脆认为写的是纳兰明珠的家事。再发散些，“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即指胤礽”；林黛玉寓指朱彝尊（号竹垞），因为“绛珠影其氏也，居潇湘馆影其竹垞之号也”……如果你也觉得离谱，不要紧，大部分红学家也同样觉得这些说法逻辑清奇、牵强附会，所以“臭名昭著”的索隐派逐渐消失，考证派遂成为红学正统。直到互联网时代，沉迷厚黑学与阴谋论的“宅斗”爱好者，再次成为新时代索隐派的佼佼者。“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将《红楼梦》定义为“清之人情小说”，在这个大观园万花筒里，每个角度都照出一方独有的世界。嘉庆元年（1796年），在程甲本《红楼梦》正式付梓5年后，第一部“红楼同人”《后红楼梦》续书成稿，署名逍遥子，有感于“同人相传雪芹尚有《后红楼梦》三十回，遍访未能得，艺林深惜之”。在这本续书里，曹雪芹本人是新潮的“穿书者”，成了自家男主角宝玉的知己好友，答应亲儿子的请求续写原稿，纠正原作之中的若干“不公”之处。黛玉甚至死而复生，还自带一个与宝玉相配的信物“练容金鱼”，在贾政夫妻的反复请求下与宝玉成婚，跨过宝钗成为正妻，大家都有美好的结局。就是这天雷滚滚的剧情，让人只想说：写得很好，下次别再写了。据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赵建忠2019年的统计，《红楼梦》问世后200年间，共出现了195种续书、同人作品，在网络文学勃兴之后，更是新增了3000部以上的《红楼梦》同人小说。针对《红楼梦》的二次创作，本身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新石头记》的作者吴趼人就说过自己早就“门儿清”，后人之作和曹公相比“种种荒诞不经之言，不胜枚举，看的人没有一个说好的”，他也同样犯了这个毛病。“然而据我想来，一个人提笔作文，总先有一番意思，下笔的时候，他本来不是一定要人家赞赏的，不过自己随意所如，写写自家的怀抱罢了，至于后人的褒贬，本来与我无干。”吴趼人道。“随意所如，写写自家的怀抱”，同样“满纸荒唐言”，谁又能解其中味？上一轮“红学热”中渴望完满结局的大众，放下对残本的纠结和不甘，接受缺憾也是一种美。与其说当下的“红学热”抽象得难以理解，不如说这也是最终目的：不求甚解，难得糊涂，只为珍惜一片纯粹的痴心。

国产影视剧热衷翻拍的风，终于还是吹到了《潜伏》。6月初的时候，国家电影局通过了一则故事影片的备案。不差一字的剧名，同样聚焦余则成和王翠平的革命故事，电影版《潜伏》成功立项的消息传来，属实让剧粉们潜不住了。有人搓手期待，呼吁让原班人马重聚，“冯恩鹤老师年纪可不小了，要拍赶紧的吧”；也有人袒露忧心，表示“阿伟收手吧，翻拍都是烂片，别再上赶着毁经典了”。据介绍，曾出演吴站长的冯恩鹤老师能否参演尚无定论，但在剧版中担任导演兼编剧的姜伟，这次仍会在影版中扛起编剧的大旗。这种不确定中掺杂着一丝确定的局面，反而让观众的心跳乱了声音。核心主创的加入，就像做题时遇到的干扰项，让我们对成片的好坏程度无法做出笃定的预判。这票是买或不买？这剧是看或不看？在影片落地之前，好像有了一万种可能与答案。人味超标的国产谍战神作，绝版了2006年，天津作家龙一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篇聚焦革命年代地下工作者的短篇小说。故事梗概很简单，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军统少校余则成和女游击队员王翠平假扮夫妻，潜伏于情报机构军统天津站。在一次次传递情报、面临生死考验的过程中，两人从水火不容逐渐发生了彼此扶持的情感转变。两年后，这段颇具浪漫主义气息的革命故事被搬上荧幕，《潜伏》等到了它的宇宙奇点。作为一部豆瓣页面有近26万人打出了五星好评，开播17年来仍能保持9.5分的高分神作，剧版《潜伏》的成功，离不开当时的灵魂人物——姜伟。《潜伏》的原著小说不到2万字，出场人物也不过寥寥数人，作为导演兼编剧，姜伟先是花了10个月的时间打磨故事，把它扩写成了40万字的剧本，接着又用63天的时间，把文字落地。而后，这部拥有30集标准时长的电视剧就像“跑起来就停不下来的野驴”一样，先是狂揽收视，以单集14%的成绩创下了北京卫视历年播出电视的最高收视率；而后又在飞天奖、白玉兰奖和金鹰奖等评选中拿奖拿到手软，成了当之无愧的“国剧骄傲”。时至今日再看《潜伏》，我们仍能被其中那些没有柔光修饰、皮肤状况真实到能让普通人放下焦虑的鲜活面孔所感动。以余则成、翠平、左蓝为代表的正面人物反映出的性格张力和革命精神自不必说，即使是反派也颇具人格魅力。比如频频输出金句的吴站长，虽然滥用职权为自己敛财铺路，对待部下也毫不手软；但在面对为保护同伴而咬舌自尽的地下党秋掌柜时，也会表示尊重地整理好衣领，投去敬意的目光；比如以小学老师身份卧底延安的李涯，为了揪出余则成每天东奔西走收集证据，甚至不惜垫资上班。对于职场的逢迎讨好一窍不通、来天津站睡了两年办公室的他，代入毫无靠山的社畜视角，却也真实得让人心疼。李涯是姜伟从原著人物老马中剥离出来的分身，剩下的部分成了行动处处长马奎，一个武力值MAX的“笨蛋美人”，以及情报处处长陆桥山，一个心思缜密却始终没有怀疑过余则成的“官迷”。无独有偶，原著中的翠平在电视剧中也分裂成了三个人，除了揣着旱烟和手榴弹出场的游击队长翠平本体，还有一个标准的革命引路人“白月光”左蓝以及一个被时代抛弃的落魄娇小姐晚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态度和语言”，这正是姜伟的创作口诀。为了平衡两大阵营的人物关系，他还创造了诸如谢若林这类以美元、黄金为信仰的中间人物。“嘴上全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这个说话磕巴的情报贩子，总能道出真理。回过头来看这部经典剧集，引人入胜的剧情设定固然重要，但人物塑造同样不可或缺。而剧中人物之所以能持续散发魅力，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拥有足够舒展筋骨的篇幅。如果拍成电影，当1350分钟被压缩到只剩十分之一，那些令人瞳孔地震的特写、汗流浃背的周旋甚至于“拿屎壳郎当药丸子”的语言艺术，是否还能和剧情、人物之间实现有效串联，就不得而知了。“甲之蜜糖，乙之砒霜”电影《潜伏》要翻拍，首先被抬上热搜的话题，自然是两大主演花落谁家。当年改编剧版，姜伟最早希望由辛柏青、朱媛媛夫妇出演余则成和翠平，不巧朱媛媛怀孕，只能再寻他人。姜伟分别与看过剧本的媳妇以及副导演讨论过女主人选，而两人给出的答案交集，落到了姚晨身上。真实可感的翠平和侠义莽撞的郭芙蓉之间，似乎有相通之处。她们身上都带着未经雕琢的野性生命力，这种角色特质的相似性，让《潜伏》向《武林外传》借人之举显得别具巧思。无独有偶，姚晨的另一部封神之作《武林外传》，在影版推出时，也曾饱受非议。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影视改编领域，影版《武林外传》票房口碑双失利的翻车经历，恰似一面镜子，其中暴露的问题，无疑值得尚未诞生的影版《潜伏》汲取经验，好好思量一番。导演、编剧和主演原班人马集体出动，说的是七侠镇拆迁、奸商哄抬房价的故事，也算延续了借古讽今的老配方；甚至不差钱地跑去黄山取景，增加了外景的同时，还加入了不少飞天遁地的打斗场面。然而，影版《武林外传》花掉了1.7倍剧版的制作成本，口碑却不尽如人意，这种事倍功半的续作翻拍，结果无异于剧中角色姬无命喊出的那句“我杀了我”。《武林外传》影版的失利并非孤例，纵观大多数老剧翻拍，几乎都难逃“我杀了我”的致命魔咒。一方面，完全照搬的改编会被嘲“复刻味太重了，有这功夫我不如去看原片”。比如翻拍自《上错花轿嫁对郎》的《花轿喜事》，故事一模一样，演绎却差了一截。毕竟当年杨树云的妆造能力和黄奕等主演的选角适配度，别说超越，就连模仿都只能暴露拙劣。另一方面，太过大刀阔斧改编的，又容易把观众当傻子。比如罗晋版的《封神演义》，杨戬摇身一变成了苏护的养子，不仅改名苏戬，还和妲己有青梅竹马之情。奇奇怪怪的剧情走向，让整部剧都自带一种假酒喝多了的精神状态。而一代不如一代的翻拍，更是耗尽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一起来看流星雨》刚播出时，消费严重降级的山寨模仿贡献了诸多雷人片段，被观众戏称为“一起来看雷阵雨”；可等到打造过原版《流星花园》的“偶像剧教母”柴智屏重新翻拍的新版《流星花园》问世，过时一百年的土味剧情，居然把《一起来看流星雨》都衬托得眉清目秀起来。迄今为止，已经遭遇了10次翻拍的《射雕英雄传》，哪怕交到徐克手中，也只能换来一句“廉颇老矣”的哀叹；而即使是用单元剧的形式来重构射雕，《金庸武侠世界》也因为删减了郭杨两家世仇等原著重要情节引发争议，进而停播。珠玉在前，瓦石难当。正如网友的神评：“老剧翻拍，就像一块口香糖被嚼来嚼去，早已失去了原来的弹性和甜度。”但翻拍老剧就不存在这种困扰。相比于原创，翻拍老剧不仅能节省创作剧本的时间，且更容易通过审查，大大缩减了制作周期。而在宣发阶段，还能借原版的东风，蹭上一波流量。赶上运气好的时候，甚至可能营销费一分没花，金主却早已把门槛踏破。2009年，张纪中拉了三千万投资翻拍《倚天屠龙记》，两大主演邓超和安以轩都还没杀青，各大广告商递来的橄榄枝就已经让他回本了一千万。而专注翻拍金庸剧，不仅让张纪中跻身名导行列，还连带着李亚鹏、刘亦菲等演员集体升咖。“投资赚了钱，导演镀了金，演员上了位。”哪怕是借新瓶卖旧酒，又有几个人能拒绝这门稳赚不赔的生意呢？今年4月，因为电影《红楼梦之金玉良缘》，第16届金扫帚奖把“最令人失望导演”的名号，颁给了拍出过《雍正王朝》等史诗级大剧的胡玫。胡玫在解构红楼上的失败，让李少红成了受益人。而当年被观众痛批的新版《红楼梦》，如今再看，似乎也并非一无是处。昆曲元素的深度植入，遵照原著的剧情对白，堪称艺术的布光和造景，让这部曾经被钉死在耻辱柱上的翻拍剧，又活了过来。人们在黛玉离世时露出的一截大白胳膊中，看到了世界名画《马拉之死》的影子；又在三四百名群演和五十多艘乌篷船组成的乌镇实景中，品出了开篇元宵灯会那场戏的良苦用心。也正因如此，耗时八年、耗资1.68亿的新版红楼，历经一代代观众的考古，居然从一边倒的差评逐渐走向了口碑的两极分化。而开播前同样不被看好的2017版《射雕英雄传》，最终也以精良的制作打破了“翻拍必翻车”的刻板印象。为了把钱用在刀刃上，剧方选择了片酬相对较低的新人担任主演，主要投资都花在了实景演绎上。“搭建牛家、醉仙楼等场景就花掉了两个月，特效比例只占到了5%。”剧目的好坏当然不能以翻拍和原创来粗暴划分，毕竟翻拍剧也不乏经典之作。比如同样脱胎于刘恒原创小说的《没事偷着乐》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个凭借冯巩小品式的表演，成为市井喜剧的标杆；另一个则通过底层群像的塑造，提炼出平民史诗的余韵悠长。而电影《活着》和电视剧《福贵》，一个是突破原著的艺术创新，如星火燎原；一个是忠于原著的线性叙事，如静水深流。它们风格迥异，但带给观众的震撼和感动，却是一致的。说到底，翻拍不应该浮于表面，最终沦为“照虎画猫”，而应该沉浸到成就原作的经典话本中，找到与时俱进的叙事视角。成功的作品，往往脚踏实地，经历从文本到影像、从他者叙事到本土表达的创造性转化。蹭翻拍的快车，从来不是它们的目的。毕竟，一个好故事和一份打磨故事的诚心，不管放在哪个年代，都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