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过何袜皮的“没药花园”公众号，读过她对于一些奇案的分析。但你或许不知道，她是一名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她对人性最幽深的部分，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在更早前，何袜皮写过一篇关于“阴谋论”的论文。为什么一些毫无根据的安全威胁，会被人们信以为真并广泛传播？ 何袜皮发现，安全问题是很多中产阶层的关切，她好奇这份关切是来自真实的威胁，还是其他的因素？在确定博士论文方向的时候，何袜皮将目光放在了中国小区的保安群体身上。 从2010年至今，随着中国“天眼工程”的覆盖，犯罪率达到高点后已经逐步下降，人们普遍觉得“治安变好了”，与此同时，保安却越来越多了。截至2021年7月，国内有保安服务公司1.3万余家，保安640万余名，均创历史新高。2022年，国内保安服务行业人员数量达到644万。 2017年，人类学学者何袜皮在上海大型小区大地（匿名）做了9个月的田野调查，随着调查逐渐深入，何袜皮逐渐发现了中国社会框架下，保安这个职业是如何被塑造的。 本文是结合对何袜皮的采访以及《大门口的陌生人》的内容整理。 何袜皮与《大门口的陌生人》。（图/受访者提供） 2017年，何袜皮将大地小区作为田野的地点，在这里她可以接触到足够多的保安，同时也可以观察保安如何保卫小区的安全。 刚到大地小区没两天，何袜皮就见识了保安队长带着两个值班保安“执行任务”的现场。但这个现场与保卫安全无关，保安们被物业叫去吃力地搬动小区里设置为路障的三个大石墩。而在接下来几个月的观察里，何袜皮发现，保安几乎都在忙碌类似的事情，包括参与管理小区的体力劳动、应付各种琐碎的杂活。 在大地小区期间，何袜皮总体感觉平静而安全。这个以混乱出名的小区，在十几年间发生的恶性案件其实很罕见，要说最常见的违法犯罪行为，其实是自行车和电瓶车失窃。随着2017年物业在大地小区东区为自行车库安装了带门禁的大门后，电瓶车失窃的数量也大大减少了。 后来，在一次午饭时间，何袜皮终于听到保安们聊起一起小区内发生的杀人案。那是2016秋天，当时保安刘勇听到凶杀消息后便马上赶到，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躺在地上，而另一名显然是凶手的黑衣男子仍在现场。 但人们想象中保安与歹徒搏斗的场景并没有发生。刘勇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看着凶手逃离了现场。 聊天中，保安们表示，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与歹徒搏斗的技能训练，身上也不允许携带任何武器，不可能参与制服歹徒，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报警和叫救护车，有些保安甚至表示遇到这种情况会直接跑掉——这也是保安公司对他们的要求，相比起抓住歹徒，保安公司希望他们能“保住自己的小命”，以避免让保安公司支付保安的伤亡赔偿。 既然这是一群几乎没有武力值可言的保安，那业主如何能相信他们真的能保卫小区？或许其本质原因是，这个小区，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危险”。 当何袜皮访谈了十几位业主，询问他们最在意小区管理的哪些问题，结果是，群租、设施老旧、缺乏维护、停车位不足，安全问题并不是业主最担忧的问题。 她认为，业主之所以如此需要保安来守住大门，一来是为了保证小区内资源的独享，比如草坪、游乐场、停车位等；二来是维护小区内部的同质性和纯净性，即保证小区内居民属于同样的社会经济阶层。这两者都有利于房价，而房子往往是一线城市居民最大的投资。 经过长期观察，何袜皮也发现，在保安招聘中，工作经验、教育背景、性格，甚至是犯罪记录在招聘流程中都很少被关注到，年龄和身高是首先被考虑的因素。 25岁的保安小亮身高一米七，身材匀称，虽然缺乏自信和沟通能力，但他还是凭借身高和年龄当上了保安班长。当时大地小区的保安队长阿德在招聘时也更看重保安的年龄和身材，他坦言：个子高、长得帅、年纪轻的保安，业主看了会很高兴，物业自然也开心。 为什么保安行业偏爱年轻高大的？ 何袜皮指出，渴望一群高大年轻帅气的保安来把守大门，实际上属于中产的炫耀性消费。一方面，在一个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年轻的保安是稀缺的。 保安工作虽然谈不上太大压力，但漫长的工作时间往往消耗他们大量的精力，以至于下班了他们也没有时间、闲钱和精神去娱乐，多半是躺在床上玩玩手机打发睡觉前短暂的时光。 何袜皮说，很多保安认为，这份工作对他们的消耗，是一种能动性（agency）的丧失。由于他们只能被动等待任务，做的又大多是不用动脑的杂活，时间长了，很多人便无法适应其他工作。 在田野期间，何袜皮遇见了六十多名保安，并对其中二十多位保安进行了访谈。年轻的保安很少，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保安这份工作门槛低、不看背景、提供住宿，因此成了许多人的临时出路之一。 群租房的出现不是偶然，一方面由于租金上涨，许多打工人不再能负担小区一个单间的房租，只能住进被分割得更小、价格更低的房子。 另一方面，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城中村陆续被拆除，城市更新过程中过渡的空间并不多。因此也造成了某种困境。 甚至负责敲群租房这种体力活的保安，也可能是群租客。何袜皮认识的一名保安便和妻子租住在群租房里，他的妻子当时一个月工资只有2250元，为了住在一起，这名保安搬出保安宿舍，价格稍低的群租房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 2018年，大地群租房的价格，每个单间在1000元到4000元不等，住着不同经济能力的人们。何袜皮观察到其实住在群租房里的低收入外来打工者并不像业主想象的那么多。条件稍好一点的群租房里，租客大多是一些刚进入白领工作的外地年轻人或者在上海找实习的学生之类。 实际上，何袜皮自己也曾住在大地小区的群租房里，当时大地小区的一居室房租通常都要6800元左右，远远超出她的预算。最终，她以3600元的价格租到了群租房里一个带卫生间的单间，这个原本为两室一厅的房子被隔成了四个卧室。 随着租金不断上涨，许多服务业从业者，像是保安、快递、家政、外卖员等，要么离开这座城市、要么住进条件差但价格较低的群租房、要么住进非正式雇主为他们提供的免费集体宿舍。 何袜皮去过大地小区保安的宿舍，那是四十个人住在一起的大通间，只有一个卫生间和厨房，因此，公共空间的卫生很糟糕，而且对于夜班保安来说，这样的环境也很难在白天睡一个好觉。 有一次，何袜皮跟着突击队进入一个被举报的单元，那是一个两居室的毛坯房，里面没有任何隔断，地板上铺着十几套被褥，有两套甚至铺在了没有封闭的阳台地面上，而这个空间实际上就是物业保洁的“宿舍”，处在群租问题的灰色地带。 对于此，居委会和物业等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按照严格规定替保洁租房，保洁公司和物业的成本将大大提高，而如果不提供宿舍，也难以以低廉的工资招到劳动力。 问题是，当城市里可供外来打工人员居住的空间越来越少，城市居民所需的大量服务从业者又将何去何从？ 加强门禁并不能免除担忧 敲群租房的时候，何袜皮最深的感受，是那些群租房里的租客在面临暴力破坏时的麻木。她说，每次上门都是居委会、街道和物业的代表带着几名保安，浩浩荡荡声势很大，却没有一个租客探出头来看一眼。 她记得有一个五六平方米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小床，住着两个男生，由于房间没有空调，他们只穿着短裤，上半身赤裸着，当门板被拆的时候，他们仍躺在床上看手机，直到有人拿着大剪子刀要上去剪掉他们身下的床垫，他们才突然从床上跳起来，沉默地站在房间角落，漠然地看着。 而其他房间里的租客，也没有人出来看一下，人们不好奇，也不试图抱怨或者提问。 何袜皮猜想，也许他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在整治群租房期间，小区里拉着打击群租的横幅，写着群租对中产业主福祉和安全的威胁，二房东也会教他们如何小心躲避业主的窥探。沉浸在这样的氛围中，群租客内心也有某种自卑感。 《最后的告别》剧照。 一位曾经因为履行保安职责、被业主的儿子摔伤的保安对何袜皮表示，自己事后并不打算要求赔偿，因为“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一些曾经在执行任务时被业主羞辱或威胁的保安，在事后往往也会选择淡化自己的感受。 相比之下，中产却更乐于袒露自己的担忧，业主们不断要求加强门禁，担忧住进来的人来路不明，甚至也怀疑这些外来的保安。 如何让人们免于担忧，最根本的解法，也许不是加强门禁，而是改善这些流动人口的处境。 关于住房空间问题，其实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美国读博期间，她也观察到像旧金山硅谷，高薪从业者的聚集使得房租跟着涨，许多服务行业从业者的薪资也有所提升，所以普遍在外面餐厅吃饭的餐费、小费都涨价。而像在纽约、伦敦这样的地方，服务行业等底层劳动者，普遍以合租形式居住或者住在城区里相对便宜的区域（类似城中村）。 这些年，何袜皮观察到，上海已经开始出台政策，规定新出让宅地的开发商配建5%以上的公租房（公共租赁住房），建成后移交政府或运营机构，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租给符合条件的申请者，也就是说，在小区内也有一些更便宜的房子提供给外来劳动者。 她认为，“群租”也许可以重新得到定义，并允许一些例外。由于小区业主通常都反对群租，那政府是否可以盘活一些闲置的园区、商办资产或者建设一些社区，专门作为宿舍和群租房，便宜地出租给务工人员，这样既不会侵犯小区业主的利益，又可以大量提供给有需求者。 2022年左右，上海市政府还在公租房基础上，出台了《上海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租赁管理办法（试行）》，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何袜皮留意到有些区提出了比如“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一张床有点像宿舍形式，床位月租金在几百一千元，就是面向城市一线务工人员。 而申请者只要符合“合法就业”和“住房困难”这两条，不限户籍。 近期政府也在重申强调要给外卖员、保安、保洁等工作人员交社保，只有各个层面的政策结合，才能系统地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和幸福度。何袜皮说，当人们感觉周围每个人都很幸福、安全，那内心的恐惧也会得以缓解。

十月金秋，多少人冲着草原秋景前往内蒙古，结果半路被土豆给“绊”住了。 有一家人看见路边的田地有好多土豆，就跑去捡。农户看见了，不但没拦着，还笑着说：“随便捡！”原来这些土豆都是秋收后余下的，本就没人要。就这样，“内蒙古捡土豆”在短视频平台上爆火了。网友笑称：“500块油钱，捡一袋土豆值50块，比排队进景区高兴多了。” 白捡的土豆，把远方的客人哄开心了，也给地方文旅鼓足了干劲。国庆还没结束，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就公布了5条“捡土豆路线”。有的农家提供现烤土豆的服务，有的提供手套、塑料袋等装备，还有的村委免费提供热水。 在捡土豆的基础上，锡林郭勒盟的太仆寺旗增加娃娃菜、贝贝南瓜等多样化采收体验；同一个盟里的多伦县不仅公布官方认证的捡薯点，而且随手附赠3个玛瑙捡拾区。无论你是想要好吃的果实，还是好看的宝石，统统都安排妥当。 都说土到极致就是潮。内蒙古的秋天里，还有哪些不可错过的丰收体验在排队？ “挖呀挖呀挖”，不只是洗脑儿歌的歌词，更是当下内蒙古秋游的标配。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的土豆田，被自驾游客挤成了“陆上赶海现场”。有人一手提袋，一手拿小铲子，在翻过的土垄间寻找大土豆；有人干脆席地而坐，架起柴火烤土豆，任焦香混着秋风扑面而来。短视频平台上，带有 #内蒙古捡土豆 话题的视频播放量破亿。 这份热度看似偶然，其实一点也不意外。要知道，武川土豆，可算是老网红了。它曾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指定食材”，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也得到官方推荐。 这些土豆生长在北纬41度的“黄金种薯带”，海拔1500米以上，日照长达3000小时，昼夜温差大。长出的土豆不仅拥有金灿灿的高颜值，而且淀粉含量格外饱满。蒸着起沙、烤着开花，外焦里绵，一口下去，原始的甜香涌上来。 每年9月秋收时，大型农机开进广阔的农田，一垄垄地翻出地底下的土豆。大土豆经过人工分拣装袋，小土豆留在地表，静待明年翻耕时做成有机肥。 今年赶上土豆丰收，农户懒得细选的小土豆，正好成了游客秋游的“开心果”。不花钱就能享受到“陆地赶海”的快乐，一旦上手开挖，就停不下来。 挖土豆累了，大家还能去附近农家歇歇脚，吃一顿贴秋膘大餐：巴盟烩酸菜，酸菜、槽头肉和土豆同锅炖透，酸香热气裹着家常味；武川土豆炖羊肉，土豆吸满汤汁，绵软中带着肉香；再来份金黄的土豆饼，外酥里嫩、香气四溢，一口就能品尝到丰收的松脆。 “捡土豆可以火，我们割葵花托也能火。”同样位于北纬40度的巴彦淖尔，有农户感到不太服气。 在短视频平台里，巴盟的农户站在比成人还高的葵花田里，手挥镰刀上下两下，硕大的花托便被砍下，然后反手插在粗壮的茎干上。那流畅的挥刀动作，虽不敢轻易模仿，但高低得去嗑两把新鲜瓜子。 巴彦淖尔位于黄河几字弯顶端的河套平原，坐拥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乌梁素海。阳光足、风干爽，孕育出全国近一半的食用葵。据新华社报道，全国每四颗葵花子，就有一颗出自河套地区。 春天里，百万亩向日葵连片盛开，组成黄河边上最热烈的花海。到了金秋，葵花盘充盈着颗粒饱满的果实，把葵花秆压弯了腰。对于吃货来说，新鲜好嗑的大瓜子即将登场；对于当地孩子来说，“噩梦”又来了。 新收的花托不能耽搁，否则里面的瓜子会变坏。每到秋收时节，农家孩子一放学就得帮家里打花托。拿棍子狠狠敲打，瓜子如雨落下，多敲几下手臂就酸爽到抬不起来。 除了经典的葵瓜子，巴彦淖尔近年还试着在沙地里种起玉米。据《内蒙古日报》报道，磴口县的沙地玉米今年的秋收创下纪录，平均亩产超过1348公斤，刷新全国沙地玉米产量纪录。这些玉米品种向上能结出金黄果实，向下长出强大根系，抓住流动的沙土，起到固沙效果。 土豆、葵籽、玉米，这些看似普通的农作物，正在秋天的内蒙古土地上闪闪发光。 当秋风从平原一路吹进森林，内蒙古的果味也开始浓了。 内蒙古的大兴安岭里，林海浩瀚，摇曳的灌木丛中萌生出上百种野果。只要你擦亮双眼，用心发现就能有所收获。 大兴安岭灌木丛里藏着原生蓝莓。采的人要弯腰蹲下，衣角常被枝条勾住。摘下一颗入口，酸中带花香。这是纯净森林的美味低语。 在兴安盟、赤峰、呼伦贝尔一带，沙果缀满枝头。拳头大小的小果红得发亮，酸甜可口。或切片晒干、或熬成果酱，都能把秋天的味道封进玻璃瓶里。花点心思还能酿造成果酒，等到雪落再开封，酸里带甜，像一场慢慢回温的思念。 山丁子就更有个性了。其他的野生果早已过季脱落，往往只有小小的山丁子独自傲视寒风。它们要挨过第一场霜，才会褪去青涩，显露出清甜，让人一尝就惦记到明年。 这些山果的甜，不是温室里的乖巧滋味，而是带着风和霜的野性。每一口都像自然的语言，简单直接，又动人心弦。 如果说平原的味道是土豆的香、山野的味道是果子的甜，那草原的味道，就是风里那一丝咸香。 锡林浩特草原上，打捆机在金风里穿行，一卷卷牧草被包成圆润草捆。它们错落散在黄绿交织的草地上，像新鲜出炉的“瑞士卷”，可爱又治愈。打工人能拒绝内卷，但不能拒绝“草原瑞士卷”。 呼和浩特的苜蓿草，被称为“牧草之王”，一年能收四茬。经过晾晒打包成“草罐头”，能保存两年不坏。它们是羊肉和牛奶的起点，也是草原产业的未来。烤羊肉、手把肉、奶皮子、奶干……从牧场到餐桌，秋天的香气在风中层层叠叠。 经过夏天放牧的羊，到秋天肉质最是紧实。只用盐巴和胡麻油，烤到外焦内嫩，油花滋滋作响。手把肉则是另一种仪式。大块羊肉煮熟后，蘸韭菜花酱或辣椒面，咬下去草香、奶香、肉香交织，原始又丰盛。 草原的秋天，是奶食的黄金季。新鲜牛奶被熬成薄如雪片的奶皮子，奶豆腐切成小方块，在阳光下慢慢风干；奶干则是牧民的“能量砖”，酸韧有嚼劲，越嚼越香。 从土豆到向日葵，从山间小果再到草场“瑞士卷”，秋天的内蒙古让“丰收”一词不再抽象。城市人花几百块油钱跑来挖土豆，表面是体验乡土，其实是在找回久违的身心合一：弯腰、流汗，打从心底笑出声。

冯叔，在网上看到一句您说的话，「自由就是枷锁，选择就是放弃。」那您觉得，要过好我们的人生，该如何做选择，什么样的选择才是重要的呢？ 冯仑： 纳瓦尔说过一句话，「人生最根本的三个选择是：你和谁在一起、你住在哪、你做什么。」 我很认同这个观点。这三件事，决定了我们的生活状态、我们可能遇到的机会，以及我们最终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一件事，跟谁在一起。 同学、工作伙伴、爱人、朋友，都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比如说，我1977年上大学，张维迎是我的同班同学，他就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还比如，我们六个人凑在一块儿，刚在海南创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生意，于是我们就到处请教，学先进。在学先进的过程中，我们碰到了很多人。 举个我以前讲过很多次的例子，有一次我们拜访一个老板，我们想见他，他认为我们都是小孩，始终不见。我们连门都进不去。后来终于见到了。他的办公室面积很大，他坐在靠墙的大班台前，让我们几个小孩挤在一个小沙发上，离老远跟我们说话。他讲的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做生意的「互害模式」，他拿打牌的锄大地举例子，锄大地就两件事：落井下石、以邻为壑。他教我们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还太嫩，没有经验，要好好打这个牌。结果怎么样呢？他的员工把这套都学会了，泡沫来时全举报他，落井下石。 还有很多公司的老板，请我们吃吃喝喝，但是怎么做正经生意，他们也不会。 我们认为这些人不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就远离了他们。 我们拜访的人中，王石和这些人不一样。王石就告诉我们公司应该怎么做，还告诫我们要学好，应该如何杜绝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发现王石说的是对的，就经常向他请教，和他成了朋友。 当时我还认识了一位老大哥，他叫王鲁光。我找鲁光聊天，向他请教如何做生意。他就告诉了我一条，四个字：守正出奇。 他说，「兵法上说，以正合，以奇胜。办公司，也要坚持原则、坚持规范、坚持正道、坚持讲道德、坚持认真做好企业，在这些的基础上，出奇制胜。」 我记住了他的话，还请他担任了我们公司的监事长。在讨论所有事情的时候，他都提醒我，「别忘了守正，要清清白白、依法依规做事」。 因为始终按照鲁光的要求做，坚持「守正」，坚持「走正道」，我们在市场竞争和体制转轨的复杂环境中生存了下来。三十多年来，个人和公司业务的发展，都沿着合规守法的路线前进，没走歪路，因而避开了很多风险。 第二件事，住在哪。 在北京生活和在西安生活不一样，和在海南也不一样。社会氛围、人际关系、信息，等等，都不一样。尤其是在互联网、智能手机没有普及的年代，北京、南方沿海地区的信息非常多，其他地方的信息就少一些。 个人生活也好，做生意也好，同样一件事，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结果。所以，选择住在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第三件事，做什么。 我在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之后，留校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一位领导给我们的规划是：理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 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做政策研究，写对策的。既然已经写对策了，就成不了学者了，变成了幕僚。如果对策被采纳，变成政策，还能帮助执行，就会从幕僚变成官僚。 这个路径，是那个时候，包括我在内的这一类的参与改革的年轻人最好的发展路径。 如果沿着这条路径走，我们的人生就会是另外一个景象。 但这个过程被意外的事情打断了，我离开了体制，最后在上世纪90年代初走上了做生意的人生道路。 做什么生意呢？房地产。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在海南做房地产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不仅是在海南做，之后又到北京、西安、东北，等等，很多地方做生意。我还到美国纽约做项目，在中国台北的阳明山上盖了楼。 为了纽约世贸中心的项目，我去了几十趟纽约，在推动万通台北2011项目落地的过程中，我也多次在海峡两岸之间往返。这些经历，带给我很多不同的体验，改变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我慢慢意识到，我们所有的经营性的活动、我们的业务，一定要照顾到利益相关者，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就开始做。当时国家公布了第一个慈善条例，于是我和其他三位企业家一起发起了中国第一个公益慈善基金会——爱佑华夏基金会。 从那之后，我们不仅自己发起，还推动相关企业共同发起相关的组织。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一共参与发起了二十多个公益基金会，我自己也直接担任这些公益基金的发起人和领导者。 我们参与创办的爱佑华夏基金会，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儿童心脏病救助基金会。另外，由于爱佑华夏的努力，政府最终解决了所有的贫困儿童的先天性心脏病的救治问题。阿拉善SEE现在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机构。壹基金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民间救灾机构。故宫基金会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一个民间的文化公益基金会…… 我们通过发起和积极推动公益活动、公益组织以及培养公益人才，参与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不仅使企业融入到社会进步的主航道中，个人的人生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也调整了。原来就两件事：挣钱、花钱。之后就多了一件：捐钱。 当然，前提是得挣钱。挣钱、花钱、捐钱。挣钱给股东，给自己；花钱给自己，给家庭；捐钱给社会。 在做企业、做公益之外，2007年前后，我写了第一本书，《野蛮生长》。当时认识了一位著名的出版人，他不断地鼓励我，在他的鞭策下，我写了这本书。没想到，出版之后，居然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认为我对民营企业的观察研究提供了一些样本。 从那之后，我开始写作，后来又做自媒体，进行公共表达。我是做民营企业的，所以我的表达是商人立场、商人故事、商人观察。 从第一本书到现在，也快20年了。回顾故去，这件事情对我也很重要。 总之，做企业、做公益、写作、表达……这些都可以归到「做什么」的范畴里。正是因为做了这些事，我才成为今天的我。 人生的选择，每一个都体现出你的认知↓

最新一季的情感综艺《再见爱人》又播出了，当观众继续跃跃欲试准备对新一季的嘉宾进行“病理性诊断”时，上一季热播后所产生的余波却并没有结束。 10月13日，《再见爱人4》的嘉宾、歌手李行亮在微博发布了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自曝在今年的十一假期有网暴群体捏造了他去某地参加演唱会的行程，并以此向有关部门举报投诉。他坦言，节目播出后，始料未及的网络讨论逐渐演变成人身攻击，这种线上的暴力，随之也转到线下，因为不断被举报，他丢了大部分的工作。 2024年，这档综艺节目几乎包揽了年底的几百个微博热搜，与此同时，对李行亮妻子麦琳的讨伐声，也逐渐超越了正常讨论的限度，变成人身攻击。 真人秀记录的是真实发生的镜头，但它提供的真实并不纯粹，在以收视率、话题、流量为目标的情况下，真人秀必然会走向对矛盾和冲突的放大。 在十几个镜头的随时跟拍下，亲密关系这样的私人领域被掰开揉碎供人们观看和评论，节目里嘉宾夫妻相处的细节，包括一言一行，都被无限放大。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能经得起这样事无巨细的观察、剖析、审视吗？对于纯素人的麦琳来说，对镜头毫无经验的袒露，是尤其危险的。 流量是闻风而动的，对婚姻问题的讨论在社交媒体的发酵中很容易就演变成具体的人身攻击，当这种变形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应该反思的不只是乌合之众。 谁的生活， 经得起十几个机位的审视？ 回望2021年，《再见爱人》的出现，其实给国产综艺带来了一股强劲的吸引力。在八卦和猎奇之外，这档节目对亲密关系的探索足够丰富，一时间让爱看综艺的和不爱看综艺的都很上头，而导演刘乐作为前资深记者，对人性幽微之处和关系复杂度的在乎，也是这档节目最亮眼的特点之一。 作为一档“婚姻纪实观察真人秀”，《再见爱人》的制作逻辑，是把几对关系出现问题的夫妻，放在不同空间和任务中，经过18天的“旅行”，暴露出关系中的问题并寻找沟通的可能。旅行的特殊性，正是让人超脱出原本的生活轨迹，跳脱原本的困境去看待问题，有更多的心力去面对彼此。 实际上，这很像在现代心理工作坊中的团体治疗，一群人在有相关资质的导师的带领下，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进行有主题的讨论或者自由的互动。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安全的环境”。 这个安全环境不仅包含一个专业的治疗师的引导，还需要成员之间对彼此的分享保密。因为走入亲密关系的核心地带，一定会有很多不堪、脆弱、欲望……这些袒露需要被接住、被包容和支持，在此基础上才是分析和治疗的部分。 但是在真人秀上，这样的情感实验，本身的宿命就是要被围观的。 矛盾的是，对观众来说，真诚和袒露是节目好看的关键，挖掘越深越蕴藏魅力，但袒露也意味着未知的风险。李行亮曾经在采访中提到，“隐私被暴露出来，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当一个人越是带着坦诚来暴露内心的秘密、困惑和矛盾，就越会暴露弱点。 在节目录制中，这种袒露就是对人的考验，节目性质又导致了受邀的嘉宾基本是婚姻出现问题的夫妻，他们本身可能已经有很多精神压力，脆弱点一触即发，更别说之后还要遭遇被观看、点评的考验。 节目播出后，嘉宾的种种反应，比如微表情、动作、话语都被人们进行逐帧分析，并在社交媒体上被裁剪，进行病毒式传播。在《再见爱人4》中，李行亮和麦琳几乎在一开始就成为这部综艺的主角，在节目中段，当团队经费有限，所有人都在精打细算着接下来的开销时，麦琳问起李行亮：“我配拥有一杯咖啡吗？”这样的一句话，引爆社交网络，被解读出各种意味。 短视频时代和图文阅读时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类似的现象级综艺素材，往往会以短平快的方式被二次创作，让情况走向失控。人们对嘉宾的反应有着自己的解读，有的人代入自己，有的人想到自己令人窒息的家人，想到身边有毒的关系。逐帧分析往往会带来过度解读，比如观众很可能从嘉宾脸上一个看起来不屑或者冷漠的表情中，就自行脑补了故事的全貌。 而自媒体会倾向于剪裁那些更尖锐的、更有话题度的素材，来论证自己对人物的观点，甚至隔空进行诊断，比如NPD人格、人格操控、道德绑架等。如果说一开始人们还在讨论麦琳作为“东亚典型妈妈”的困境，到后来，这种讨论则更多上升到了人格攻击的层面，嘉宾本人的社交媒体评论区开始出现铺天盖地的恶评。 情感综艺的另一大看点是观察室嘉宾点评环节。作为观众的“嘴替”，观察室嘉宾有的提供共情、有的擅长逻辑推理、有的提供专业心理学的分析，这些点评，就像“意见领袖”，起到引导观众思考的作用，但这种引导，有时候也会引向对个体的批判。 节目中，麦琳几度崩溃的场面，黄执中都有犀利点评，认为麦琳是“营造委屈感”，并进一步指出麦琳是要“训练对方对自己的每个反应都战战兢兢”。而在著名的“熏鸡事变”（在本就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路过服务站看见熏鸡时，麦琳提议花140元买两盒作为大家第二天的餐食，最后还忘记把熏鸡放进冰箱，差点儿让经费打水漂）之后，他延续了那个判断，继续升级“委屈怪”和“控制论”学说。 而在更早的《再见爱人2》里，当丈夫宋宁峰在玩飞盘不亦乐乎，张婉婷表现出不满的时候，黄执中得出的结论几乎与后来对麦琳的评价一样，“你可以不经由我得到快乐，我感觉我的权力在流失。她其实就是一步步削断所有那些会给你快乐的网络”。 这种评价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归根结底仍旧是一种基于主观经验的猜测，可黄执中的笃定，加上他作为观察室嘉宾的专业身份加持，容易把观众引导到对麦琳的人格道德评判——麦琳的行为不是无意识的，而是一种“主观上的恶意”。很显然，更激烈的带着强烈判断的观点，总更容易吸引人。 审判别人，尤其是精准地在八卦中审判他人会带来快感，这是人的天性，于是铺天盖地的网暴开始蔓延开来。 其实在第二季结束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主动去看这档节目，当嘉宾张婉婷的歇斯底里被曝光在所有人面前，我也加入了对张婉婷的人格分析并且乐此不疲，但是，当越来越多的评论开始涌入张婉婷的社交媒体，并走向了人身攻击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不只是一档节目而已。 节目另一端是真实的人，在承受真实的伤害。尤其当亲密关系如此私人的领域被公开审视，而这些夫妻都面临婚姻关系的问题，本身精神压力已经很大。 在第四季节目完结后，当事人麦琳终于可以等到保密协议时间过后，发出自己的心声。她感谢的这个节目，那些伤害却如此具体。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在人群里可能没有人会留意到我。突然有一天，我打开社交媒体，发现大家都在讨论我。那一刻，其实我手足无措、顿感天塌……我好像没有了所有的力气，没有了任何想干的事情。” 直到节目结束，这场网暴也没有停止，包裹着恨意的舆论已经刹不住车，而当大家发现这对夫妻不仅没有离婚，反而李行亮还站在麦琳这边时，李行亮竟然也成了被网暴的对象，甚至因此屡遭“开盒”骚扰，甚至因为被举报屡屡失去演出机会。 侮辱和伤害 可以用流量等价衡量吗？ 2025年1月初，《再见爱人4》最后一集上线，在被骂了一两个月之后，麦琳的形象因为“弃养”的事实，在社交媒体上完成了一次“反转”，人们好像后知后觉般意识到，真人秀本质上还是一场“秀”。 这并不是说节目不真实，而是人们如何看待真实。真人秀一般没有剧本，而是从对嘉宾几乎24小时不间断的拍摄中获得素材——剧组用无处不在的摄像机，记录他们每一天的生活，看这些夫妻和嘉宾之间如何互动。 接下来它通过剪辑，形成关于每个人物的特定故事线。而无论是初期选人，到规则设置、情境等环节再到剪辑对素材的选择，是一整个团队精密合作再创作的结果。 相较其他嘉宾，麦琳是参与嘉宾中素人中的素人，她在节目中表现出的慌乱、尴尬、时而贪心、缺乏安全感等等状况，恰恰是一个普通人在一段焦虑关系中很有可能出现的状况。况且一个素人也许并不具备足够训练有素的经验和才智来平衡对功利的追求与陷入舆论的风险。她的懵懂所表现出的真实缺陷，一定会被抓取，最后作为叙事的一环。 一个厉害的团队懂得洞悉人性，平滑的叙事不会引人注目，而狗血、冲突的情境反而能引发最大程度的关注和传播。 近六七年来，国内情感观察综艺开始逐渐流行，从恋爱暧昧到情侣、夫妻相处、离婚的挣扎，再到中年女性重振旗鼓，人和人之间的每一种情感关系，以及在不同场景下衍生的话题，都成了被挖掘的对象。 但随着竞争的激烈，为了争取到更多注意力，换取更大的效益，节目在往人性更深处挖掘的同时，也会更集中于满足观众的情绪。 某种程度上，嘉宾越是气人，节目的收视率就越好。著名的“熏鸡事变”，不仅推高了节目的播放量，甚至意外助推了同款熏鸡的销量。 平心而论，《再见爱人》是当下探讨婚姻关系里质量最好的综艺之一了，我们不去揣测节目制作方的主观用意，就像我们并不知道嘉宾婚姻冰山下的真实生活。 但是初衷再好的节目、再善良的创作者，都难以脱离平台、资方独立存在。况且当下的网络舆论环境，已经和纸媒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当流量和收入成了它背后的最终掌舵者，结果会走向何方？ 实际上，放眼全世界，真人秀带来的伦理争议一直屡见不鲜，尤其在节目播出后的风险更是难以评估。 2020年，在全球都备受欢迎的日本恋爱综艺《双层公寓》里，以性格率性直接为人所知的22岁女摔角手木村花就因为在剧中怒斥另一位嘉宾而遭到长期网暴，最终选择自杀。 在过往，美国综艺节目《钻石求千金》以及英国的《爱情岛》都曾发生过主创人员不堪舆论暴力而自杀的事件。为此，许多节目方在节目合约中一般会让嘉宾签署风险同意告知书，并且在节目初期对参与者进行心理评估，以衡量嘉宾是否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 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既然参与者是自愿以自己的隐私来换取报酬和曝光度，那么他们就应该承受人们对他们的一切评论，甚至是人身攻击，也有人说，“黑红也是红，骂她是给她流量”。 但人们受到的大量伤害和侮辱，是可以和流量等价交换的吗？况且，放在今天的社交媒体语境中，这种过度关注带来的伤害可能是无止境的，已经远远超乎了人们能预估和承受的范围。 作为观众的我们，在看节目的时候、在网上发表评论的时候，还能保持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但是如果有一天，当你成为被观看的主角，你的一个表情、一句话都会被解读出几千字的文本，而你的解释只会越抹越黑的时候，你又会作何感受呢？ 换句话说，越是精彩的真人秀节目越能体现情感和人性的复杂，但出圈的同时，它的伦理困境也更加难以忽视。当私人情感成为公共谈资，镜头下的“真实”就像一束光被镜面折射，走向与最初迥异的道路。十几集的节目真的足够让我们掌握关于他人生活的真相吗？ 就像李行亮在微博里所写道的，虽然18天的行程确实暴露了夫妻的冲突和矛盾，但现实生活中，他们“不只是有争吵”，节目里没呈现的，还有17年中他们一起经历的生老病死，一起从北漂到慢慢立足，这对夫妻到最后还坚定选择在一起，一定有它不被看到的复杂性。 节目终会落幕，但网络暴力一旦发生，对于具体的人的侵蚀却难以平息。这不仅关乎媒介责任，更考验着每位围观者的善意与理性，在评判他人生活之前，是否可以先缓一缓，退一步？毕竟荧幕中悲欢映照的，是我们共同身处的人间。

这个时代有太多人想以小搏大，而看到「以大搏大」的勇气，就像是一股清流。 近日，在被称为「世界十字路口」的纽约时代广场，一场女子跳远比赛成功举办。巴黎奥运会冠军塔拉·戴维斯-伍德霍尔以6.81米的成绩赢得了预选赛冠军。她参加的，不是传统田径赛历上的大型赛事，而是一项刚成立一年的全新女子田径联赛——ATHLOS。 仅仅建立一年，ATHLOS就敢把比赛搬上时代广场这样的地标，一方面是体育「事件化」趋势在世界范围内的继续深化。通过把单项预赛放到地标来制造爆点，为在体育场里举办的正赛造势，符合当下的传播趋势。对于这个话题，体育产业生态圈曾有过 深度报道 。 另一方面，这也是对传统田径生态的重新思考。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要理解ATHLOS为什么会出现，首先要面对一个现实：田径仍然没有发展成一个商业友好型体育项目。 很特殊的，在田径项目身上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标签：既大众又小众。奥运年的田径项目，是世界上关注度最高的体育赛事之一…...但在奥运年之外，虽然有世锦赛、钻石联赛这样的赛事，但除非有破世界纪录的表现，田径赛事也基本很难进入大众讨论之中。最终呈现出来的生态，就是除去顶尖运动员，大量选手陷入奖金不够、赞助缺乏稳定性的困境。 悲观地说，这是田径结构性的问题；但换个视角，这同样意味着存在很多的创新空间和机会。因此，带着对田径长期困境的反思、再结合当下的时代环境，ATHLOS诞生了。 那么ATHLOS做对了什么？ 首先，他们选择了一个足够明确、足够聚焦，也足够具有传播性的切入口——全女性运动员参赛。比赛项目也控制在一些关键项目中，包括100米、100米栏、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和跳远。 这种选择，并不是刻意制造「性别话题」，其实是捕捉了当今田径传播逻辑的变化，即女性田径运动员受欢迎程度正在大大提升。 国内有吴艳妮、夏思凝，国外则是像沙卡里·理查森、塔拉·戴维斯-伍德霍尔、盖比·托马斯这样的运动员，不仅成绩突出，而且极具个性表达能力，在社交媒体上拥有高传播力。ATHLOS创造的环境，就是为了一步放大这些本就具备强内容属性的女性运动员。 更激进的是，她们不仅是选手，还是「股东」。塔拉·戴维斯-伍德霍尔、沙卡里·理查森、盖比·托马斯，这三位顶尖运动员不仅是参赛选手，也是联盟的联合创始人与股东。 ATHLOS创始人Alexis Ohanian的另一项赛事——无敌联赛，用的也是「选手即股东」的模式，背后的逻辑也比较清晰：给运动员更大话语权，同时提高了她们对赛事的投入程度，最终让运动员本人和赛事形成长期共生关系。 同时，ATHLOS最具大胆的一步，是在奖金上。它们直接拿出了迄今女子田径史最高单场奖励：冠军6万美元，亚军2.5万美元，季军1万美元。在田径赛事整体环境中，这个数字足够让选手趋之若鹜。 此外，ATHLOS还设置了一个被称为「10%营收回馈计划」的结构，即赛事营收的10%，将被均分回馈给所有参赛者，类似WNBA这样的职业体育联盟模式。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ATHLOS会启用新赛事模式，从个人制变成团队制，一个队里有多位选手，既有个人成绩也有团队积分。 正如上文所提，当下体育赛事愈发呈现出事件化的趋势，ATHLOS也深知赛事并不仅是一次比赛，也是一场事件。由于「高额奖金」本身就是ATHLOS的最大传播武器，那么就索性围绕奖金做传播和激活。他们想出来的办法，是与金融品牌CASH APP合作：选手冲线后，就能收到即时的奖金入账，情绪和传播价值直接拉满。 回想一下当下互联网上很多成功的营销案例你会发现只要品牌传递去牛马精神，认可牛马，和牛马站在一起，就会收到大众（牛马们）的支持，ATHLOS和CASH的这种玩法也算得上非常成功的「牛马营销」了。 这个只是案例之一，梳理之后可以发现其实ATHLOS在为品牌创造赞助激活场景上，下了很大功夫，既有流量也能展现品牌价值。例如由餐饮品牌Instacart赞助的Kidzone助威区，让小跑者们可以近距离观看偶像比赛，并在赛后获得合影与互动机会。此外，每位冠军选手都会获得由蒂芙尼打造的皇冠，并由传奇网球选手塞雷娜·威廉姆斯（小威）亲自为她们加冕。 就此，当顶级运动员、城市场合、品牌、观众等都被有机组合在一起，ATHLOS实现了一个出圈的传播闭环。 在国内，田径迷对街头田径其实并不陌生。自2015年开始，由中国田协主办的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就已经开始举办。但问题在于，赛事的街头场景有了，却缺乏足够吸睛的星味。要么是成绩好的选手并不是具备传播力的人，要么就是最火的选手并没有参与进来。比如，当下国内田径项目中最火且没有之一的吴艳妮。 作为一个究极强调个人的运动，田径很难只靠制造某种场景或者事件化来完成传播。就算靠这种模式能取得短期、密集的曝光，但也很难转化为持续性的发展，具备极强个性和竞技实力的选手，才是田径赛事发展的先决且最重要的条件。 因此，ATHLOS的壮举不是把比赛搬到时代广场就完事了，更是这个比赛中有奥运冠军、当今女子跳远第一人塔拉·戴维斯-伍德霍尔参赛。 当然了，ATHLOS只是一个成立了一年、进行了两届的赛事，它并非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也很难改写田径的大结构，但他们的态度是明确的：「如果现有体系无法为运动员提供一个足够有吸引力的职业舞台，那就重新建一个。」 一个想要成功的赛事，最终目标是让运动员感觉值得投入，让观众感觉值得关注，让品牌感觉值得投资。在一个以小搏大思维泛滥的时代下，ATHLOS选择以大搏大，至少展现出了一种勇气。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10月23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下称《公报》）。 全会提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要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 “十五五”时期如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经济观察报专访了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对这一问题进行解读。 经济观察报：和“十四五”规划以及今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比，《公报》有关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表述有哪些亮点？ 尹稚：我觉得有三个亮点。 第一个亮点是强调发挥“四大战略”的叠加效应，以此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十四五”期间，四大战略是分开论述的，当时“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表述也未如此突出。 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去理解这四大战略的叠加效应。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要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都需要与国家划定的主体功能区结合，与自身资源条件、基础条件结合。对特定区域而言，也需要在多重效应叠加的前提下，明确具体区域和城市定位，寻求城市的特色化发展。今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也提及城市特色化发展，强调要更加注重特色发展，不拿一把尺子来量所有的区域。 第二个亮点是首次提出区域经济布局与国土空间体系二者的结合，两者互为支撑、优势互补，共同支撑了高质量发展，这强调了发展规划的战略引领作用和国土空间规划的支撑作用。“十四五”时期是中国高速城市化的尾声，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所以“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优化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如今随着城镇化进程已过高峰期，我国面临的是优化空间发展格局的问题，虽然城市开发量不再大幅增长，但在功能布局、质量提升上仍有大量工作可做。 第三个亮点是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重点强调形成区域联动发展的格局。这种联动发展意味着要加快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而从“不均衡走向均衡”与投资重点是有关系的。《公报》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也就是说不同区域的均衡发展，核心是聚焦人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均衡，是从“追求美好生活”的角度实现均衡，而不是拉平人均GDP、工业产值或工业增加值。 区域联动的目的是实现互补，而互补隐含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让不同区域的整体生活质量、生活水平达到大体均衡的状态。 经济观察报：如何理解“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尹稚：“十四五”时期就谈过这个问题，但当时没有进一步明确。“十五五”时期，区域经济领域将优先发展优势地区，因为优势地区的发展规模、速度和质量，决定了经济发动机的“马力”有多大，要重点发挥“增长极”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所谓“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核心是强调互补关系。例如，下一步投资重点会向优势发展地区、新型城镇化潜力地区集中，这也与此前提出的“强化国家发展的战略枢纽和战略腹地的建设”战略相衔接。 此外，“优势互补”还隐含着处理好发展与安全之间的统筹关系：“优势互补”做得越好，粮食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以及沿边沿海等国防安全重点地区，就越能充分发挥其区域优势。 经济观察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和“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是否意味着还会有一批重大项目落地？ 尹稚：“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仍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事情。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十五五”是打基础的阶段，是实现动力转型、新旧动能转换的最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夯实基础，为高质量发展立规矩、树标准、探路径，因此不用惦记着“十五五”期间在规模、速度上做文章。 因为“进入深化改革开放的深水区”，意味着探索性、试探性更强，要通过一系列重点问题、重点领域的突破，建立符合国情的高质量发展标准。 当然，“十五五”时期还需结合海内外经济形势、安全形势的变化，适当调整发展布局，强化战略腹地重大生产力备份等建设，这会涉及部分重点项目的落地。 应当说，我们总结了“十四五”期间国土空间规划的不足——当时过多强调约束性措施，对发展议程关注相对薄弱。“十五五”时期要实现两者的结合，让国土空间规划真正发挥支撑发展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地约束和保护，使这二者实现一次再平衡。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不是平均化发展，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应当有不同的发展重点。 第一，不同主体功能区要确立不同主导产业，特别是以央国企为主的国家战略性产业，避免“千军万马奔着一条路”——不能所有区域都抓高端制造业、紧盯新质生产力集中的产业。 第二，不能用平均化的方式安排国土资源来发展一些工业基础雄厚，科研力量集中的地区，要跟人口的流出、流入趋势挂钩，确保人口持续流入地区拥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我们观察到，这些年长距离人口流动呈下降趋势，但省内的中短距离的人口流动仍非常活跃。部分地区的后备劳动力资源非常充裕，我们称之为城镇化的潜力地区。这些地区的城镇化率还不是很高，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么，在这些地区就要加大非农产业投入与项目建设，就近就地消化、吸纳劳动力，同时也让非农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布局更为均衡，避免过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 经济观察报：对于“十五五”时期区域经济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你有什么预测和展望？ 尹稚：从区域经济布局来讲，我们会有更多关于城市群和都市圈的规划出炉，这些城市群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也将有所提升。比如，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支撑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以西安为核心的关中城市群，以及以乌鲁木齐为核心的天山北坡城市群，都可能进一步提升发展水平，进入更高层级的国家战略。 以后我们再提及城市群，就不再是“老三样”了，这些发展成果会向内陆地区蔓延，在西南、西北地区以及欧亚大通道的边疆地区，形成新的国家级战略支撑点。 从区域协调发展来看，近年来土地财政下行，不少省市盼着深化央地财税体制改革、调整央地事权财权关系。从当前趋势看，将财力留在中央用于大规模转移支付，也许作用会更大一些。在一些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升级和韧性化建设方面，强化中央政府职责，加大中央投入，可能比简单将财力分给地方政府作用更大，效果更明显。 经济观察报：今年开始有两个大工程启动前期工作，分别是雅江水电站和新藏铁路，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体现了这样的战略倾向？ 尹稚：是的。雅江水电站建成后，不仅能实现“藏电入川”，还能沿西南通道覆盖中国南部地区，对提升西南地区能源安全度有非常大的好处。 三峡水利枢纽建设时，并没有考虑在西南地区形成重大生产力布局。三峡的电主要是供应东部地区，留给当地的余量很少。而“藏电”未来将服务于西南等国家重大生产力调整中的战略腹地建设，从输送距离来看也更为合理。

人们都说布达佩斯是多瑙河上的巴黎，果然如此。蓝色的多瑙河流淌到匈牙利大平原，在此处优雅地舒展开她曼妙的身姿，用一个S型的曲线动人地分开了布达（Buda）与佩斯（Pest）。 布达这一侧有小山，在山坡上，匈牙利人在过去的一千年的时光里，建筑了城堡山上的匈牙利王宫、马加什教堂、渔人堡，还有著名的盖勒特温泉浴场。如果把时光再往前追溯，公共浴场也许还是从罗马潘诺尼亚（Pannonia）行省时代——欧洲文明奠基时代——就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 佩斯这一侧则是一马平川，河边伫立着作为匈牙利国家象征的议会大厦，历史上匈牙利王国国王加冕的王冠、权杖还有其他宝器，就陈列在议会大厦的最庄严的穹顶大厅里，从现代的意义上提醒代表民主选举的议员们，权力来自匈牙利的人民。 佩斯这一侧还坐落着圣斯特芬主教堂（也译作圣伊什特万主教堂，St.Stephen’s Basilica），著名的音乐殿堂李斯特音乐学院（是的，李斯特也是匈牙利人）。行文到此处，脑海中自然地冒出他的匈牙利狂想曲，还有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的旋律，又联想到李斯特、勃拉姆斯、舒曼、瓦格纳等浪漫主义音乐大师的传承、碰撞和八卦等很有意思的故事，可惜篇幅所限，此处只好割爱。 除了圣斯特芬主教堂，这里还有布达佩斯中央市场、纽约咖啡馆、英雄广场、犹太教大教堂等等纪念性质的建筑与名胜。它们或雄伟或婀娜，或充满市井烟火气，或文化气息浓厚，书写着匈牙利各个民族深沉、痛苦与光荣的历史。 漫步其间，可以切身感受到这座城市经历的漫长岁月——从罗马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到奥斯曼土耳其、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和19世纪中叶的匈牙利独立运动，再到奥匈帝国的“美好年代”（BelleÉpoque，指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社会和平繁荣、科技与文化艺术达到高峰的时期，象征着人们对那段光辉岁月的怀念），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时期，波澜的历史徐徐展开。灿烂的文化和文明已经融入到这座城市的河流、阳光和空气里。 而众多风景中最为点睛的一笔，就是连接着布达和佩斯的塞切尼链桥（Széchenyi Chain Bridge，完工于1849年）。她雄伟端庄又柔情万种，仿佛多瑙河曼妙腰身最迷人处的一条腰带，稳固又灵动。她将布达的山丘与佩斯的平原紧紧相连，牢牢锁定了这个东欧小国的首都，在欧洲文明的版图上，与维也纳、柏林、巴黎、伦敦等大城市比肩的地位。 图2横跨多瑙河的塞切尼链桥（Széchenyi Chain Bridge，完工于1849年）和佩斯一侧的匈牙利国会大厦，哥特复兴式风格的圆顶与尖塔，让人印象深刻。|图源：笔者拍摄 图3秋日的多瑙河清晨与黄昏|图源：笔者拍摄于酒店阳台 我到达的时候，这里的秋天刚刚开始。秋日的阳光浓郁醇厚又清澈高远，欧洲中部的天真是蓝得可爱到童话的地步。走在大街上，路旁无穷无尽的哥特式、巴洛克、新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还有苏联式风格的建筑次第呈现出来，再加上一百多年来的风雨包浆，真让人相信美好的事物和年代在这里存在过，而且此刻，它们依然在我们身边，就待路过的人耐心寻找。路旁的行道树，栗子树、枫树、银杏、橡树等等，在秋日的阳光里树影婆娑，风吹过，斑斑驳驳的光影让人明白，为什么印象派的画家们在19世纪的美好年代里面，着魔似的要去捕捉“光的印象”。在那个从巴黎、维也纳，延绵到布达佩斯的美好年代中，他们追逐光影转瞬间留给人的对于生命的感受，而不是风景、人、物本身的像与形。因为只有到了这里，在澄澈醇厚的阳光下，在满溢着浪漫气息的街道上，在绿意婆娑的行道树的树荫里，才能明白为何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的美好年代——既是电气革命和量子力学革命的时代，也是人文学科中总提到的BelleÉpoque，印象派画家、李斯特、舒曼、勃拉姆斯、德沃夏克、瓦格纳、弗洛伊德、里尔克、茨威格……，艺术群星中闪耀的人物会成批地出现；才明白这些人类群星创造的文明和文化是多么动人、多么具有创造性。而布达佩斯，就像一阙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或者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就像一首浪漫主义勃兴时的裴多菲的诗，就是多瑙河畔的巴黎。 图4（上）从布达一侧回望佩斯，塞切尼链桥和桥头的狮子，桥的远侧就是格雷沙姆宫（Gresham Palace）和多瑙河畔的匈牙利科学院，更远处，圣斯特芬主教堂的穹顶与天际线相连。（下左）阳光下格雷沙姆宫，中欧地区新艺术主义建筑的代表作。（下右）裴多菲文学纪念馆（裴多菲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作者，他也是匈牙利人）。|图源：笔者拍摄 但我来到此地，却不完全是为了在阳光中“追寻过去的美好时光”，而是在匈牙利Hun-Ren Wigner Research Centre for Physics（匈牙利科学院维格纳物理研究中心）参加量子多体问题的国际会议，和来自欧洲、美洲、亚洲的国际同行们交流量子蒙特卡洛计算、量子磁体实验等方面的最近进展。除了此行的官方身份，我还有一个个人的目的，要去访问一所布达佩斯的中学，这就是著名的布达佩斯-法索尔福音高中（匈牙利语：Budapest-Fasori Evangélikus Gimnázium；英文：Budapest Lutheran Gymnasium）。 图5（上、下左）阳光下的建筑与斑驳的树影，让人想起BelleÉpoque的美好年代，让人想起浪漫主义音乐和印象派的画作。（下右）布达佩斯-法索尔福音高中外的林荫道，一百年前，维格纳、冯·诺依曼等一众布达佩斯火星人都从这里走过，并改变了世界。|图源：笔者拍摄 熟悉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数学的历史的读者们想必知道，这所中学对于人类科学事业的贡献，甚至超过了在我们当下那些疯狂追逐世界排名，攫取资源与影响力，追逐功名、奖项与“重点实验室”等等科举诈尸还魂伎俩的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原因很简单，从这所中学中走出了冯·诺依曼、尤金·维格纳、海萨尼（John Charles Harsanyi，1920-2000；匈牙利语：Harsányi János Károly，1994年与“美丽心灵”的John Nash一起因为博弈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等等优秀的科学巨匠，他们都出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布达佩斯，甚至在同一街区长大，有着相似的家庭和成长背景，在科学历史的语境中，这一代人常常被称为来自“布达佩斯的火星人”（The Martians of Budapest）。火星人们对于科学、文化以至于世界和平和政治秩序所做出的贡献，在中文的语境中已经被反复地讨论过，这里不再赘述，只用一个列表，再次简介其中四位。（编者注：可参见《 这个不起眼的小国，走出了科学史上最杰出的一群人 》） 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1881-1963；匈牙利语：Kármán Tódor），人类航天领域代表人物，空气动力学家、应用数学家，践行并强调“用数学指导工程研究”，其成果影响了世界格局。他因培养了多位中国弟子而被国人铭记，特别是与钱学森的学术传承与合作是为一段佳话。 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匈牙利语：Neumann János Lajos），对于这样一位划时代的全才，只能用polymath或者Renaissance man来形容。在数学上，他对集合论、算子理论、测度论、几何、分析、拓扑等领域做出基础性的贡献，被称为“伟大数学家的最后一个代表”；在物理学方面，他给出了量子力学的现代数学基础；人们所用的计算机源自“冯·诺依曼架构”，因此他被认为是现代计算机之父；他还对爆炸科学、工程领域、经济学做出贡献，并参与曼哈顿计划和提出核武器的结构设计……。笔者从事的量子多体计算和量子纠缠研究中的处处要用到的Von Neumann entropy，也来自于他。 尤金·保罗·维格纳（Eugene Wigner，1902-1995；匈牙利语：Wigner JenőPál），理论物理学家及数学家，奠定了量子力学对称性的理论基础，在原子核结构的研究上有重要贡献。他在纯数学领域也有许多重要工作，许多数学定理以其命名。维格纳曾参与建立人类第一台核反应堆（芝加哥1号堆）。1963年，由于“在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物理理论上的贡献，尤其是基本对称原理的发现与应用”，维格纳和玛丽亚·格佩特-梅耶（Maria Goeppert-Mayer）、约翰内斯·延森（J.Hans D.Jensen）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笔者此次开会的Wigner Research Centre for Physics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1908-2003；匈牙利语：Teller Ede）。理论物理学家，一般被称作“氢弹之父”，Jahn-Teller effect的发现者，Teller–Ulam design的提出者，曼哈顿计划成员，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建立者，冷战末期“星球大战”防御计划的鼓吹者。他与中国人还有一重渊源，是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读博时的博士生导师，杨氏后有专文介绍他。 图6布达佩斯-法索尔福音高中的门楣和校舍外观。|图源：笔者拍摄 此次访问，行前就做好了沟通，中学的校长Bencze Dávid，还有物理老师IzsaÉva与英文老师Császár GyörgynéSzathmáry Adrienn，专门从繁忙的教学和管理的间隙，热情地接待了笔者，给我分享了学校很多的历史故事和现状。虽然关于火星人的故事，我大多知道来龙去脉，但是这次亲历，还是让我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到底需要怎样的环境，才能培养出一代如布达佩斯火星人的创造性天才。 图7（上）学校外墙上的纪念牌，记录维格纳，冯·诺依曼和海萨尼都在这里求学。下面的小字中提及对他们影响很大的几位布达佩斯-法索尔福音高中教师，其中两位老师Mikola Sándor和RátzLászló在本文中都会提及。下面的浮雕显示，目前的校舍启用于1905年。（下）学校走廊里杰出校友的半身像，下左为冯·诺依曼和海萨尼，下右图最右边为维格纳。|图源：笔者拍摄 校长和老师们给我分享了好几个有意义的故事。 这批火星人都有很好的中学老师，尤其是教过冯·诺依曼和维格纳的数学老师RátzLászló和物理老师MikolaSándor，今天这二位老师的塑像仍然镌刻在学校走廊的墙上。维格纳晚年回忆一生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Rátz László老师，也是这位老师发现了冯·诺依曼的天才。他甚至主动到诺依曼家里去，向诺依曼的父亲表示，为了让这个孩子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他愿意主动向这个孩子讲授中学课程之外的数学知识，而且他觉得能够发现少年诺依曼的天才是一件荣幸的事情，甚至拒绝了家长提出的补课费用。维格纳也提到Rátz老师会主动邀请他到家里去，为他选择合适的书本去阅读和提高。而到了维格纳和诺依曼的学习程度超过了中学水平，Rátz老师把他们带到了布达佩斯的大学老师那里，告诉对方已经教给了孩子们他所知道的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现在请你们来继续培养这样的好苗子，让他们的才能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以至于60年后有记者采访已经是诺贝尔奖得主的维格纳，老先生还深情地向记者介绍挂在他办公室墙上的Rátz老师的照片。 这些老师还努力推动中学阶段的科学教育改革，他们推动办出一个传奇的刊物——《中等学校的数学和物理期刊》（匈牙利语：Középiskolai Matematikaiés Fizikai Lapok；英文：Mathematic and Physical Journal for High Schools），这个刊物至今还在运行。该刊物收集有趣的物理学和数学问题，鼓励学生们解答和交流，推动他们主动思考数学和物理问题的兴趣。日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萨尼，在布达佩斯-法索尔福音高中读书的时候就是解决这本刊物中科学问题的高手。现在匈牙利国家的中学数学和物理学的竞赛，就用Mikola Sándor老师的名字来命名。 从这样的老师身上，看不到我们当下教育环境中充斥的科举气和八股气（见作者前文“ 送别的四重奏：对科研生命的深沉叩问 ”），相反，他们没有对考试成绩和排名的过分强调，他们真诚而热情地投入自己的全副身心，竭尽所能地培养后辈们在知识的天地里成长。这样无私忘我的精神，才是“教师”这一职业和“学校”这一组织本来的意义。为什么在我们的环境中，教师们总是难以用如此忘我的态度去地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呢？ 关于火星人的成长历程，还有一处我原来没有注意到的地方。Dávid他们告诉我，这所学校是德国新教路德宗背景的学校（LutheranGymnasium），而火星人们都出生在中欧犹太人家庭，在彼时奥匈帝国治下的布达佩斯，这些讲匈牙利语的犹太裔孩子，来到德国新教办的学校接受教育，从小就要学习拉丁文经典文献，还学习德语、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等不同的欧洲语言，又要学习当时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最新的物理学、数学、化学等科学知识，就是这样的多语言、多文化、多宗教、多民族的大熔炉里面，学校将自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传承下来的古典文化和当时最新的科学知识，共同熔炼到少年火星人成长中的心灵里面。这样宽容、包容，以文明和文化为标准而不被一种意识形态所强加的教育，也许就是火星人们日后在更广阔的天地中（量子物理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曼哈顿计划、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可以发挥出惊人创造力的先天的铺垫和准备。归根结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宽容的美好年代BelleÉpoque，在那样的多元和开放的环境中，通过语言、文化、宗教、民族、艺术与科学的碰撞和交融，才可以孕育出如火星人一般的文明和文化的巨匠。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教育的内容无关什么可笑的卡脖子科举八股，无关日后“xx主义”和“仇这仇那”的洗脑宣传，宽容、包容，以文明和文化为教育的标准才是人类共通的天性所在，这样的教育才是我们的孩子们应该接受的教育，如果我们还想要培育火星人的话。 图8（左）学校走廊上数学老师RátzLászló的照片，他在数学教育改革和推广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右）学校走廊上物理老师Mikola Sándor的纪念牌，其人本身也是优秀的物理学家。|图源：笔者拍摄 探访快要结束的时候，Dávid他们告诉我，这所学校在二战后的共产主义时期因为宗教的背景被迫停办，校舍用作政府机构的办公地点，有近40年的时间，成熟的人才培养模式被打断，造成的伤害直到今天的匈牙利还没有从中恢复过来。1989年东欧剧变，彼时的火星人中维格纳等人还健在，他们呼吁当时的政府重新恢复了这所中学。Dávid校长和Éva、Adrienn老师等人诚恳地告诉我，他们正在努力重建前辈留下的传统，这样的传统一旦中断，是用几代人的时间都难以弥补的。说话间几位老师又带我来到学校的礼堂，木制天花板上装饰十分华美，好像中世纪城堡中的宴会厅一样，四壁悬挂着前辈著名老师、校长等人的肖像画，超过百年的历史就这样在画框中流淌。当时礼堂里还有一个班的学生在上舞蹈课，孩子们站成两排跳着匈牙利民族舞，在音乐的旋律下相向交叉、旋转，十分欢快活泼，有着匈牙利舞曲的韵味。 看着他们天真快乐的脸庞，让人不禁想起一百年前的火星人们，就像今天这些鲜活的少年，在优秀和具有忘我精神的教师的精心培育下，接受着文明和文化的教育，他们日后走出匈牙利，走出欧洲，在更加广阔的天地和更加复杂的时代中做出了惊人的创造性工作，改变了人类社会。此刻，我突然又想起今天来时路上，在布达佩斯街头上看到的斑驳树影和动人阳光，那是人类文明的美好年代留给我们这些后人的提醒和鼓励，让我们不要走入眼下周遭正在日渐逼迫的狭隘和偏执中。我真心希望从这班欢快跳舞的匈牙利少年中可以再走出一批布达佩斯火星人，更希望我们自己的环境可以变得更加多元和包容，可以让忘我的教师们，也像火星人的老师们一样，精心培养出我们自己的火星人，为人类文明做出我们应该做出的创造性贡献。

近日，有网友反映，今年3月起，著名古城阆中以影响古城风貌为由，禁止古城城区商户开展醋泡脚经营。阆中相关部门回应，主要是主游线街道类和民居风貌街巷类被限制经营，而背街小巷类则允许经营。这样的决定是考虑到，游客在古城游览，经常看到“一排人伸着脚洗脚”的场景，影响了古城原本古色古香的风貌和形象。相关部门特地强调：“作为特色的醋泡脚，我们不搞‘一刀切’。” 阆中相关举措，表面上看维护的是古城风貌和形象，本质上反映的是城市治理中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实现城市秩序与内生活力之间的复杂平衡。虽然当地政府的愿望和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相关措施可能带来三大问题。 首先是误伤文化体验。保宁醋是阆中知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醋泡脚本身是民间养生智慧的体现，也是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的融合。不少游客来到阆中，就是为了体验特色文化，感受鲜活的生活方式。这种旅游体验与古城风貌本不矛盾，只要管理得当，可以并行不悖，甚至相得益彰，其实没有必要藏着掖着。如果标识系统不清晰、宣传不到位，游客可能只知道主街禁止，却不知小巷允许，导致体验落空，或者背街小巷过于隐蔽，难以寻找。 其次，相关措施直接影响从业者收入，可能引发抵触情绪。虽然当地做了分区安排，但是主要人流仍然集中在被限制区域，相关从业者未必乐意在背街小巷经营。 再次，执行成本与管理效果存疑。若缺乏配套措施，简单禁止只会增加监管难度。同时，政策解释工作若不到位，容易让公众产生“管理僵化”的负面印象。实际上，现在限制区域内仍有商户经营，相关部门管理人员很头痛，坦承“执法人员前脚刚走，后脚可能又摆出来了，这给日常执法带来了持续压力”。 追求静态、整齐划一的秩序，与城市动态、多元共生的活力，存在一种内在张力。像阆中这样的案例并不罕见。比如，前两年，甘肃武威城管上街清理商户春联，称是市容市貌整治行动；今年，河北省三河市蜜雪冰城门店招牌换色事件引发舆论热议，背后的原因是当地“一刀切”招牌风格管理。这些案例暴露出城市治理中的“权力审美”问题，也影响到当地居民、商户的烟火民生。 事实上，一个城市最好的风貌，不是整齐划一、一尘不染，而应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所共同构成的生机勃勃的图景。很多时候，一个城市的生命力，恰恰在于那份看似“杂乱”却充满温度的烟火气。这些看似“不规范”的存在，构成了城市最真实的肌理，是市民生活的毛细血管。 城市当然需要规整与干净，这是良好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绝不是一种病态的洁癖。在规整的基底之上，能容纳下多元业态与生活方式的自由生长，让不同的谋生手段与生活趣味都能找到空间，才能汇聚成一股推动城市持续繁荣的“活水”。 为了表面的、视觉上的一尘不染，而牺牲百姓生计，扼杀内在的创新活力与自发秩序，其实是削足适履，得到的只是一座秩序井然却没有生气的“样板城”。 一座城市真正的魅力，不仅在于保存完好的建筑风貌以及广泛意义上的城市秩序，更在于传承不息的生活脉动。当管理者以“规范”之名，清理掉充满地域特色的市井活动，也等于抽干了城市的灵魂。游客追寻的，正是那份在青砖黛瓦间流淌的、活着的传统与人间温情。 真正的管理智慧在于平衡，即在维护城市风貌和城市秩序的同时，为那些承载着就业、便利与人情味的经营活动留出弹性空间。让城市既有“面子”的光鲜，更有“里子”的温暖。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城市的温度恰恰藏在这份“不完美”的真实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例如，近年来爆火的淄博烧烤，当地政府没有因烧烤的油烟和嘈杂而打压，反而全力服务，开设公交专线、规范市场秩序、动员全市力量保障游客体验；又比如，今年国庆节期间，火爆全国的景德镇“鸡排哥”，当地政府为他成立了工作专班，维持现场秩序，引导顾客购买，甚至半天时间火速焕新“鸡排大道”，接住了泼天流量；再比如，前两年，成都通过简化审批流程、明确外摆区域和时段等措施，有条件地允许餐馆等临街店铺开展外摆经营，激发消费活力，助力经济复苏。 这些平衡秩序管理与市场活力所做的积极探索，实现了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在更高层面的统一。城市治理的核心智慧，在于从“管控思维”向“服务思维”的转变，最终，让城市成为一个有温度的容器，既盛放井然秩序，更滋养人间烟火。

一项刊登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的最新研究，让人再次警觉：青少年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可能正在损害他们的大脑发育与认知能力。研究团队追踪了6500多名9至13岁的美国青少年，发现那些每天高强度使用社交媒体的孩子，在语言理解、记忆力等测试中得分显著偏低——手机屏幕越亮，大脑或许就越“疲惫”。 这一研究提醒我们，社交媒体正在重塑一代人的思维方式与注意力模式。面对这一趋势，我们该如何保护正在成长的大脑？ 如今，社交媒体几乎成为青少年社交与表达的标配。刷短视频、点赞、发私信构成了他们的日常。社交媒体带来了便利，也带来了沉迷和上瘾。研究显示，那些使用社交媒体频率较低的青少年，认知表现明显更好。这再次提醒我们，“适度”是数字时代的保护机制，社交媒体看似人人容易上手，但如何健康使用却需要学习和规范。适度限制使用时间、固定“离线时段”并非剥夺，而是为他们的思考力留出空间。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理解“为什么要限制”。真正的目标不是断网，而是帮助他们学会自控，在数字洪流中保留专注与深度。 青少年沉迷社交媒体，绝不仅仅是家庭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多方共治的社会议题，需要平台、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就平台而言，需要有边界意识，需要在青少年模式下控制推送频率、限制娱乐性内容推荐，让算法不再以“停留时间”为唯一目标。我们期待平台将AI的智能尽快运用在“监护”青少年社交媒体的使用上。 对学校来说，数字素养的教育应该尽快提上日程，课程中应加入媒体使用教育，教孩子识别虚假信息、理解算法机制，并通过各种游戏的方式帮助孩子训练数字自控力。 家长要做的则不只是限制，更是示范。放下手机，与孩子共同制定使用计划，比简单的管控更有效。家庭的屏幕文化往往决定孩子的使用习惯。现在不少家长应对孩子吵闹的方式，就是简单粗暴地扔给他们一台手机，让手机成为孩子的“奶头乐”。这正是导致青少年过早接触社交媒体的原因之一。 整体而言，我们需要清晰认识到，虚拟世界中社交媒体上的“弱关联”正在与真实世界的各种关系展开正面竞争。要想真正改变青少年过早、高频使用社交媒体的现状，需要全社会花时间帮助青少年拥有更多真实世界中的强关联。这种关联可能是家里每天餐桌上温馨的交流，也可能是学校里孩子们之间的嬉戏与玩耍，或者运动场上的竞争与协作。这些真实的关系都是情绪调节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支点，能有效避免孩子沉迷于虚拟世界。 此外，我们也需要帮助青少年学会社交媒体正确的打开方式，以下几点或许值得尝试： 第一，定时使用，而非随手打开。家长可以设定每天固定的上网时段，比如晚饭后给出半小时时间，避免孩子无意识地刷屏。 第二，多创造，少消费，让社交媒体成为青少年表达的平台，练习在社交媒体表达观点、学习技能，而不是被动浏览，避免被算法奴役。 第三，培养阅读的习惯。 社交媒体正在改变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对青少年而言，它既是连接的窗口，也是诱惑的漩涡。让孩子远离沉迷，不是让他们拒绝科技，而是学会在科技中懂得如何选择，如何取舍，保持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