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英雄的孩子长大了，成为了像记忆中父亲那样的男子汉，人们都期待着他能够书写一段属于自己的全新故事，可孩子却忘不了当年父亲战败时的悲壮。于是在书写自己的传奇之前，他毅然地提枪上马，披上父亲当年的战袍，义无反顾的冲向了那些依旧强大的恶魔。你可能会觉得，我在写一段武侠故事。但其实，这段文字也很适合用来描写乔布斯父子：2011年10月5日，年仅56岁的史蒂夫·乔布斯因胰腺癌溘然长逝，留下无数遗憾；十五年后，他的儿子里德·乔布斯决定发起一支总规模超过2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定向投资医疗领域里的创新项目，尤其是那些旨在根治癌症的医学创新。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里德·乔布斯毫不掩饰自己的“意气用事”：“我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名风险投资家。我只是意识到，只有从孵化阶段就参与一个项目，才能真正意义上推动产业与科学的发展……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里，大多数癌症都可以被治愈。”（里德·乔布斯，图片来源：斯坦福大学社媒）父亲的背影2005年，乔布斯接受了斯坦福大学的邀请，担任毕业典礼的演讲嘉宾。那时候距离他确诊胰腺癌还不到一年。此前几个月里，他先后经历了医生“预期寿命只剩下3到6个月”的死亡预告，经历了“活检穿刺”的极端痛苦，经历了煎熬的手术治疗过程。于是那场在演讲中，他着重谈到了死亡：“没有人想死，即使是那些想上天堂的人，也不想通过死亡到达那里。然而，死亡是我们所有人最终的归宿。没有人能够逃脱它。而且事情本该如此，因为死亡很可能是自然法则中最伟大的发明——它是变革者，清除旧的，为新的腾出空间。所以你的时间有限，不要浪费时间去过别人的生活。不要被教条所束缚，那意味着活在别人思想的产物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淹没你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要有勇气追随你的内心和直觉。它们早已知道你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这段话后来被大量引用，引领了无数人对生命意义的思考，这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里德·乔布斯。乔布斯确认癌症的那年，里德·乔布斯12岁，正是天马行空、对世界充满挑战欲的年纪。所以在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候，里德·乔布斯的计划都是成为一名医生，攻克世界上所有的癌症。他中学时代的暑期实践，基本都是在斯坦福大学癌症研究中心这样的医学机构里度过。成年之后，他也如愿考进了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专业，并在大二那一年成为了乔布斯家族的决策代表，负责与全世界最优秀的医生们为父亲选择治疗方案。后来在出版个人传记的时候，乔布斯曾经有些炫耀地对《乔布斯传》的主笔、知名媒体人沃尔特·艾萨克森说：“里德对医学的狂热，和我当年对电脑的狂热如出一辙。”可少年意气的故事在这里就结束了。里德·乔布斯成为家族“决策代表”的5个月后——即2011年10月——乔布斯撒手人寰。这场变故带来的打击远远超越了里德·乔布斯的理性，起初他以为医学专业的学习可以帮助他很好地消化这一切，但事实上过了几个月他都困在情绪里。为了顺利开启人生的新篇章，回到斯坦福校园的里德·乔布斯决定在物理层面上逃离“医学”，转读历史系。2015年里德·乔布斯以“核武器战略”的研究课题，拿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硕士学位。饶是如此，里德·乔布斯也没有彻底“走出来”。在朋友们的回忆里，里德·乔布斯非常回避任何有关他父亲的话题，因为他觉得这样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好在母亲知道怎么帮他。里德·乔布斯的母亲劳伦（Laurene Powell Jobs）是个标准的金融女，学生时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高盛固定收益交易部门的量化交易分析师，据说非常有天赋。他的老领导、时任高盛固定收益交易部门主管、后来的新泽西州州长乔恩·科尔津（Jon Corzine）在《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中如是评价说：“她总是能将深奥的研究转化为交易员和客户都看得懂的策略，拥有在超级天才和普通人之间架起桥梁的超能力。”乔布斯大概率也是被这样的气质打动，毕竟两人第一次的时候劳伦刚刚从高盛离职，正在斯坦福商学院进修准，目标是未来独立创业成为企业家，而乔布斯的身份则是斯坦福商学院的客座讲师。两人结婚之后，乔布斯也对劳伦展现出了高度的信任，将家里的财务大权全权交给了劳伦进行规划。劳伦也很争气，搬到硅谷之后顺利地转型为一名科技行业的投资人，先后投中了Pinterest、Facebook、Airbnb。总之在确诊胰腺癌后，乔布斯将整个家庭的未来“全权”交给了劳伦，而此时的劳伦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已经不能只局限于一个“妻子”。她不仅需要处理自己的情绪，“还需要安抚公众的哀悼，同时还要支持孩子们，因为他们也同样要面对这一切”。于是在2011年，她选择成立爱默生基金会（Emerson Collective），用“风险投资+慈善基金”的方式延续夫妻俩共同追逐的愿景。（劳伦与爱默生基金会的大合影，来源：爱默生基金会官网）正是这个决定，让里德·乔布斯年轻的人生迎来了转机：2015年，里德·乔布斯加入了爱默生基金会，负责基金在医疗保健领域的投资——乍看起来，很容易被理解成母亲的“保护行为”，因为医疗保健是爱默生基金会设立的全新业务，里德·乔布斯是员工001，员工002和003都是他在斯坦福医学专业的同学，三个人都毫无风险投资经验。而且刚开始的头几年，里德·乔布斯的团队也确实表现得很像“富二代玩票”，绝大部分的出资都是以LP的身份去投资一些大白马基金，比如知名医疗基金Arch Venture Partners。Arch Venture Partners自90年代就名声鹊起，是美国风险投资行业史上第一支由国家级实验室发起的风险投资基金。这样的基金愿意接受里德·乔布斯的出资，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父辈们的人情世故。在当时，如果让同事们描述里德·乔布斯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多数同事只会讲两个看起来非常有“青春期”色彩的小段子：一个是为了研究明白工作到底应该怎么开展，里德·乔布斯和两个同学在入职之后同吃同住，后来干脆直接搬进了爱默生基金的办公室里；另一个是里德·乔布斯要求他团队里的所有成员和爱默生基金会的其他部门保持距离，开展任何的工作都会强调“按自己的方式来”。但就像乔布斯当年向沃尔特·艾萨克森“炫耀”的那样，充实且陌生的工作让里德·乔布斯找回了人生的节奏，当初那个眼神中充满着“狂热”的少年回来了。通过几年的LP经历，里德·乔布斯团队终于确定了自己的投资策略：帮助那些提出了创造性的研究方向、但暂时无法转化为可行产品、身处“死亡谷”的研究团队。2020年之后，他们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投资方向：他们将拿出800万美元到2000万美元，投资那些在癌症治疗领域中提出创造性技术方案的团队。最终在2021年，里德·乔布斯迎来了自己的丰收季，两家细胞疗法公司Lyell Immunopharma和Sana Biotechnology顺利在资本市场泡沫的最高点上市。他们在杜克大学挖掘到的乙肝治疗研究团队，也在2021年决定商业化，成立了一家名为Tune Therapeutic，爱默生基金成为了A轮领投方——四年之后，Tune Therapeutic完成了总规模达到1.8亿美元的B轮融资，整体估值上涨到了8亿美元。根据公开资料，截止2025年爱默生基金总共投资了超过40家生物医疗领域的初创公司，其中有8家公司完成了IPO或者被并购，估值均超过了2亿美元。而开头提到的“王子复仇记”，起点就是这份漂亮的成绩单：2023年，成绩斐然的里德·乔布斯离开了爱默生基金会，创办了属于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Yosemite。Yosemite是乔布斯与劳伦婚礼举办地的名字，里德·乔布斯非常明确自己的投资目标，推动“有生之年让癌症不再致命”。Yosemite首期基金规模为2.63亿美元，LP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简称MSK）、传奇风险投资家约翰·多尔（John Dorr），当然也包括老妈的爱默生基金会。2026年1月29日，Yosemite宣布他们已经完成了第二期基金的首关。截止首关，第二期基金完成募资2亿美元，LP包括老股东麻省理工学院、MSK、约翰·多尔，也引进了安进（Amgen）这样的医药巨头作为新出资方。根据计划，Yosemite预计第二期基金终关规模将达到3.5亿美元。自己的传奇从现有的公开资料来看，里德·乔布斯的创业之路完全值得期待。截止2025年10月，Yosemite至少完成了7笔投资，包括与OpenAI共同投资的“AI药物研发”公司Chai Discovery、癌症护理服务机构Daymark Health、血癌治疗研发商Lomond Therapeutics、细胞疗法研发商Shinobi Therapeutics。此外，里德·乔布斯在离开了爱默生基金后，仍然继续支持他的老项目。比如上文提到的那个在杜克大学挖掘的那家乙肝治疗研究团队Tune Therapeutic，Yosemite就是B轮投资方之一。Yosemite的被投创业者之一、斯坦福大学教授克里斯·加西亚（Chris Garcia）高度赞扬里德·乔布斯，认为他和自己过去认识的所有风险投资人都不同：“我和投资人们的交流通常都会聚焦在商业层面，解释什么是分子、什么是我们的核心资产、什么是临床试验路径、整个过程大概要花多少钱……但里德从来不会跟我交流这些，我们只会讨论我们当下的研究会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更重要的是，如果项目足够有潜力、足够让人感到兴奋，Yosemite愿意直接进行“捐款资助”，不以任何商业回报为前提。这个行为当然很“有钱任性”，但在商业层面上这么做的好处在于，当这些项目真的有潜力商业化的时候，项目团队在情感上必然会优先选择Yosemite，Yosemite也更有机会拿到更多的股权。上面提到的Tune Therapeutic就可以归类为这样的项目。除了Tune Therapeutic，还有Azalea，这家公司的雏形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支基金疗法研究团队。Azalea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珍妮·汉密尔顿（Jenny Hamilton）说：“Yosemite真正做到了和高校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他们能够在非常早期就意识到研究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里德·乔布斯的事业从此一片坦途、没有挑战。一个最直观的现实问题在于：里德·乔布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医疗事业加速发展、癌症这样的绝症可以被加速攻克，可美国的公共医疗事业却也在这几年加速衰落。在一次播客对谈里，里德·乔布斯这样形容他眼中的美国医疗行业现状：“我总是觉得有点超现实，因为我们理论生活在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世界，但当你去医院——即使是像斯坦福大学这样优秀的医院，也感觉像是坐上了30年前的时光机。那里的软件很不好用、用户界面也很糟糕、各个科室之间的数据没有共享，甚至还人用软盘来传递信息，就像一台过时的时光机，简直太疯狂了。”美国糟糕的基础教育以及“浓郁”的“反智氛围”也经常让里德·乔布斯陷入焦虑。还是在一次播客对谈里，里德·乔布斯说：“我这辈子最震惊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美国社会对机构的信任度不断下降。人们对很多我曾经认为相当成熟、简单明了的科学理论也抱有强烈的抵触和怀疑，很多人愿意故意撒谎和受骗。”这些命题，显然已经远超一位“风险投资人”可以涉猎的范畴了。所以在整个2025年，里德·乔布斯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名利场、混“政治圈”。例如2025年9月，里德·乔布斯前往国会山参加了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年度峰会——这场峰会的嘉宾主要由美国国会议员、高校和大型研究机构的代表组成——他在会上发表了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讲，公开反对削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预算的决定。据说发表完这篇演讲的第二天，他继续留在了国会山，分别见到了两位国会众议院和一位参议院。有媒体爆料称，为了推动美国整体的医疗行业环境，里德·乔布斯甚至一度认真考虑参选国会议员。乔布斯老爷子的好朋友、一起在印度灵修过的流行病学专家拉里·布里兰特证实了这个说法，说“他（里德）考虑一切能够对事情产生影响的办法，无论是当医生、当投资人还是当政客。”不过从第二期基金的“计划详细”程度来看，里德·乔布斯应该暂缓了“从政”的计划，仍然将主要注意力投入到风险投资当中。根据现有的资料，Yosemite预计将投资25家公司，并已经启动了一些项目的孵化工作。细分赛道方面，第二期基金将差异化地探索放射性药物领域、癌症疫苗——当然在国会山的那场峰会上，里德·乔布斯就已经“自明心志”了。他告诉所有在场的嘉宾：“我向你们保证，Yosemite永远不会偏离最初的使命，癌症终将不再致命。明年见。”你看，踏上征途的少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强大。或许是住在爱默生办公楼里的日子，或许是在杜克大学实验室里的日子，也或许是在斯坦福苦读历史的日子，他就已经准备好了提枪策马，写出一篇属于自己的传奇。

如果想快速摸清一座城市的性格底色，不要去博物馆，去打一辆出租车。在北京，它是编外中南海；在上海，它是精密计时器；而在纽约，它是微缩联合国。出租车这种看似标准化的“非场所”，因为司机的存在，呈现出城市独有的面孔。昨晚我看的电影《东京计程车》（是法国电影《曼妙之旅》的日本本土化翻拍版），讲了一个关于绕路与救赎、当下与人生的故事。出租车是一个微缩的无主之地。在乘客上车到下车的这段悬浮时间里，社会阶级、职业身份被隔绝在车窗外，剩下两个陌生人在封闭的铁盒子里，随机发生或不发生某种化学反应。这种临时契约关系实际上给了出租车司机极大的表达自由，慢慢地，他们成为了城市性格最生动的代言人。东京的出租车，就像这部电影的开头所反映的，他们是一群沉默的职人，穿着西装马甲，戴着白手套，车内整洁的座套，司机客气到近乎疏离的礼仪，将自己隐藏在职业身份后面。把东京的出租车视为移动的禅室也不为过，体现着日本人的极度克制与尊重。中年、精瘦、仍然非常帅气和绅士风度的木村拓哉饰演的出租车司机宇佐美浩二，正好面临女儿被推荐上最好的私立音乐高中后可能高达100万学费的巨大压力，他为此无比烦恼，他的世界在这一刻是萎缩的。他帮同事代跑一单，接高野堇（倍赏千惠子饰）从东京柴又帝释天前往神奈川叶山海边的养老院。在这一天的车程中，起初陌生疏离的两个人，随着时间分秒的推移与车外风景的转换，逐渐敞开心扉。应堇小姐的请求，浩二绕道东京各地，陪她重访人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场所。行程示意图行程展开，她娓娓道来关于失去与苦难的过往回忆。这一天的车程，对浩二来说原本只是为了计价器上的一个数字，但对堇来说，这是她人生谢幕前的最后巡礼。她虽85高龄，身体受限，回忆却横跨了昭和到令和时代，展现了一个女性在动荡时代下的飘流与坚韧。短促的旅程，承载了长达80载的苦难与救赎，时间的颗粒感变得极其厚重，一个人当下的烦恼在如此漫长且艰辛的人生面前，不过是一个微小的坐标。浩二的100万烦恼是真实的，但堇的故事告诉他，人生的路很长，眼前的坎坷只是路途的一小部分，远不是终点。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热（Marc Augé）在1992年出版的著作《非场所：超现代性人类学导论》（Non-Places: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中提出了一个“非场所”（Non-place）的概念。奥热认为，传统的“场所”应该是具有历史性、关系性、身份性的（比如你的祖屋、老街坊、帝释天的寺庙）。“非场所”则是超现代性社会的产物，典型的“非场所”如候机厅、超市、高速公路、ATM机前，以及出租车里。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身份的缺席、关系的暂时性和标准化的重复。马克·奥热感叹，现代人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生活在“非场所”里的。这也是影片选择出租车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的原因。出租车的空间标准是全球化的，但各地司机的不同风格之所以成为一座城市的非官方名片，就是因为在这个标准化的“非场所”里，有了一点独有的历史感和烟火气。《东京计程车》迷人处之一就在于，它通过记录一个“非场所”转化为“场所”的过程，从而反抗了冷冰冰的、不产生情感记忆的“非场所”。起初，出租车只是一个从A点到B点的运载工具。但随着高野堇开始讲述她的初恋、痛苦、战争与失去，这辆车变成了承载两人生命经验的容器。浩二从一名普通司机，变成了堇生命末期最重要的倾听者，堇也从一个高龄乘客，变成了浩二的精神导师。在我看来，出租车确实是一个非常适合展示一种极度矛盾性的空间。影片里的出租车，不仅超越了“非场所”的概念，它还设置了空间的局促与时间的短促这一人生隐喻，其实是要传达生命的漫长考验与心理疆域的广阔追求这一层含义。这正是我昨天推荐的David Brooks《如何了解一个人》书中说，只有把经历看成人生故事的一部分，你才能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只有将当前的痛苦视为将带来未来益处的故事的一部分，你才能坚强面对。丹麦作家伊萨克·迪内森曾说过：“所有的悲伤都可以忍受，只要你把它们放到一个故事里。”这部电影精准地抓住了这一密闭空间里灵魂交汇所带来的叙事力量，出租车成为一所“流动的忏悔室”或“人生的缩影”，是这类电影最迷人的地方。堇和浩二这段共同经历的旅程，最终成为改变彼此人生的重要转折点。100万日元对一个家庭来说是沉重的负担，它代表了生活的苟且。但电影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并没有简单地用“天上掉馅饼”这个结尾来解决问题、来让观众感觉“爽”，而是通过这100万完成了两次交付：堇将这笔钱留给浩二，是对他这一路温柔陪伴的报答。更重要的是，堇让浩二看到了，一个经历过战争、暴力、失去、牢狱和创业的女性，是如何在漫长岁月中承受和消解这些苦难的，也给我们心中留下深刻的情感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