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雷一年有余，前实控人余增云涉嫌集资诈骗案或仍在对*ST创兴（600193.SH，股价4.28元，市值18.21亿元）产生影响。9月18日盘后，*ST创兴公告称公司于当日收到董事长刘鹏家属通知，其收到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的拘留通知，刘鹏正在公安机关配合调查，其接受调查事项与上市公司无关。*ST创兴表示，在刘鹏无法正常履行相关职责期间，由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杨喆代行董事长及公司法定代表人职责。值得一提的是，杨喆在去年底的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中，曾遭投反对票。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4票，反对1票，弃权0票。董事佟鑫对该议案投反对票，理由是候选人杨喆没有上市公司高管从业经历，因而对其能否胜任岗位要求存疑。简历披露，杨喆，1980年生，硕士学历。1998年至201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2020年10月起，担任北京通联君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2024年10月加入公司。这意味着，杨喆加入公司还不足一年，就代行董事长及公司法定代表人职责。公开资料显示，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于1999年5月27日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建筑工程业务等其他建筑业、移动信息服务业务和算力服务业务。公司的主要产品是建筑装饰业务、移动信息服务业务、算力服务业务。董事长曾于华侨系公司任职《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此次被杭州公安拘留的刘鹏曾在余增云旗下华侨系公司任职。公开信息显示，刘鹏，1980年6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毕业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历。2015年11月至2021年10月，刘鹏任华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基金）执行总裁；2021年10月至2023年5月，刘鹏任华侨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商业）副总裁，浙江侨华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河南酒便利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鹏曾任职的以上公司均系余增云旗下企业。2023年3月，华侨商业全资子公司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从漳州百汇兴、漳州博纳及漳州大洋手中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接过创兴资源1.02亿股股份，成为公司控股股东，余增云由此成为公司实控人。随后，刘鹏的任职同步发生变动——2023年5月至今，其任华侨实业总裁及*ST创兴董事长。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拘留刘鹏的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也是余增云相关案件的经办单位。2024年9月，*ST创兴公告前实控人余增云失联，公司股价闪崩。随后，余增云名下华侨基金出现兑付危机。2024年11月，*ST创兴进一步公告称，余增云因涉嫌集资诈骗，被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认为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已被立案调查。半年营收仅37.4万元因前实控人失联、被立案，今年上半年，华侨实业质押的部分*ST创兴股票被司法拍卖。*ST创兴公告显示，华侨实业持有的*ST创兴6700万股被分为5份，分别为1500万股、1400万股、1400万股、1300万股和1100万股，起拍价分别为3937.2万元、3674.72万元、3674.72万元、3412.24万元和2887.28万元。最终，上述6700万股股份合计拍卖成交金额为2.34亿元。上述司法拍卖结束后，利欧股份（002131.SZ，股价6.45元，市值436.78亿元）实控人王相荣通过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限公司、温岭利新机械有限公司间接控制*ST创兴9.88%的股份，加上一致行动人钟仁志、颜燚的持股，最终合计控制公司6700万股，占总股本的15.76%，王相荣成为*ST创兴新的实控人。但面对*ST创兴的现状，新实控人的压力或许不小。2025年上半年，*ST创兴仅实现营收37.40万元，同比减少99%；归母净利润为-1371.12万元，亏损额较上年同期扩大约1倍。对此，公司在半年报中解释称，营收变化主要是因为建筑工程业务在报告期内未产生新的收入，同时受阶段性资金压力和人员配置影响，公司对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务开展情况进行调整，报告期产生的收入有限。二级市场上，截至9月18日收盘，*ST创兴下跌2.28%报4.28元/股，最新市值18.21亿元，今年来公司股价累计上涨约26%。记者|黄海编辑|||陈柯名张海妮易启江校对|金冥羽封面图来源：视觉中国（图文无关）｜每日经济新闻nbdnews原创文章｜未经许可禁止转载、摘编、复制及镜像等使用如需转载请向本公众号后台申请并获得授权推荐阅读↓独家对话特斯拉“车顶维权”女车主：终于赢了特斯拉一次！“打官司已经花了不止两个40万元，只想要一个结果”刘强东直播炒菜，称“像贾国龙第一次炒菜一样紧张，像罗永浩第一次说脱口秀一样紧张”！他谈到“外卖大战”：想和王兴见面聊聊上海网红面包店深夜大量丢弃面包，价格还不便宜！市监局突击检查，网友吵翻了

美联储9月18日凌晨如期降息25基点，这一牵动全球市场的举措，即刻引来国内卖方机构密集解读。截至发稿，已有超过15家券商研究所发布相关研报，“符合预期”成为主流判断，而"10月、12月议息会议有望各降息25个基点"获得多数认同。多数券商认为，本次降息标志着美联储新一轮预防式降息周期正式启动，但政策表述与内部决策呈现明显分歧，未来利率路径仍存变数；对于后续降息空间与节奏，机构普遍预期年内将再降50基点，但中长期降息幅度可能不及前期市场预期；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判断呈现分化，软着陆是主流预期，但部分券商警示过度宽松可能引发类滞胀风险。以下为各卖方核心观点汇总：中信证券海外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李翀称，预防式降息如期落地，明年利率路径尚不清晰。预计美联储将在10月和12月的议息会议上分别再次降息25bps。招商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张静静称，点阵图和SEP给了今年75BP降息、明后年各25BP降息，明显低于会前市场预计的今明两年各75BP。短期风险资产或普遍进入波动期，中期仍然看多美股。中信建投海外经济与大类资产首席钱伟认为，后续降息空间至少降至中性区间3-3.5%，但倾向于更多；金融条件年中已开始改善，明年初是观察窗口；地产和制造业率先获益；短期，资产走势是利多落地；中期，美股美债还有上涨空间；A股情绪正佳，海外流动性改善下港股敏感性更大。国泰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梁中华表示，新一轮预防式降息周期正式开启，预计年内仍有两次降息，但长期降息节奏仍旧偏缓。预计预防式降息周期下，后续美债利率下行放缓，美股仍有持续支撑，美元指数先下后震荡。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指出，“9月降息是一次’风险管理式‘降息”表述偏向鹰派，未来是否能连续降息同样值得商榷。虽然点阵图指向年内仍有两次降息空间，但仍存在回摆的可能。华泰证券研报称，考虑到9月就业市场仍然可能面临压力，支持10月降息，将联储年内降息次数从2次上调至3次。联储维持鸽派立场，叠加经济基本面仍有韧性，预计将继续支撑全球流动性以及股市表现。中金公司认为，美联储较好回应了市场的关切，但也保持了克制。决策者对于下一步降息存在较大分歧。预计联储或将于10月再次降息。过度货币宽松或使美经济陷入“类滞胀”困境。中信证券李翀：淡化会议对明年利率路径指引李翀在研报中提到，美联储2025年9月议息会议降息25bps，符合市场预期。李翀认为，等到新任美联储主席的最终人选落地后，2026年利率路径才会更加清晰。市场方面，降息落地后美债再现“买预期+卖事实”、美股“补涨”特征依旧，道指和小盘股表现较好。建议相对淡化此次会议对明年利率路径的指引，预计在本轮降息交易中美元可能维持弱势状态、预计黄金仍有不错表现。美联储降息如何影响港股市场？中信证券研报称，短期科技、可选消费、医药等成长板块有望受益，中长期若我国政策配合开启中美同步宽松，或将同步带来港股外资的流入。当前外资增配空间广阔，在我国稳增长政策落地与基本面筑底背景下，港股核心资产配置价值凸显。招商证券张静静：短期风险资产或普遍进入波动期张静静在研报中提到，鲍威尔将此次降息定调为“风险管理式降息”，即基于非农数据疲软的预防式降息。从点阵图可以看出，美联储内部分歧很大，加剧了未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点阵图和SEP给了今年75BP降息、明后年各25BP降息，明显低于会前市场预计的今明两年各75BP。资产方面，张静静认为，短期风险资产或普遍进入波动期，中期仍然看多美股。第一，此前市场对美联储降息预期定价过于充分导致会后美债、商品、美股均先涨后跌。第二，降息因素暂告一段落，短期关注中美谈判结果。第三，中期关注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对26财年新版财政法案的态度，预计美股泡沫化过程或将持续至明年底，调整仍是机会。中信建投钱伟：海外流动性改善下港股敏感性更大在研报中，钱伟对市场关注的8个方面给予更为直观、犀利的解读：一是后续降息的空间多大？至少降至中性区间3-3.5%，但倾向于更多；二是美国经济的衰退概率？基准仍是软着陆；三是通胀的风险如何？维持关税一次性冲击的判断；四是联储独立性是否已经受到影响？投票分歧显著小于预期，特朗普极端式降息策略或不被认可；五是降息的效果何时体现？金融条件年中已开始改善，明年初是观察窗口；六是哪些行业率先获益？地产和制造业；七是资产走势怎么看？短期，利多落地；中期，美股美债还有上涨空间；八是国内如何影响？A股情绪正佳，海外流动性改善下港股敏感性更大。国泰海通梁中华：长期降息节奏仍旧偏缓梁中华在研报中指出，总体来看，本次议息会议降息25BP基本符合预期，更重要的是，其意味着新一轮降息周期的开启，美联储判断短期就业风险大于通胀风险，年内降息幅度预期抬升，但预防式降息基调下，长期降息节奏仍旧偏缓。由于美联储在风险平衡中，短期对就业的重视大于通胀，年内降息大概率持续推进，预计年内仍有两次降息，但长期降息节奏预计偏慢。梁中华预计美债利率下行放缓，美股仍有持续支撑，美元指数先下后震荡。中金公司：过度货币宽松或使美经济陷入“类滞胀”困境中金公司研报称，美联储9月降息25个基点，符合市场预期。美联储较好回应了市场的关切，但也保持了克制。此前期待的降息50个基点并未出现，决策者对于下一步降息存在较大分歧。往前看，由于就业数据过于疲软，中金公司预计联储或将于10月再次降息，但在这之后，通胀升温将使降息门槛越来越高，货币宽松空间也将受限。当前美国经济的症结并非需求不足，而是成本上升。过度的货币宽松非但无法解决就业问题，反而可能加剧通胀，使经济陷入“类滞胀”困境。华西证券孙付：矛盾纠结下的预防性降息华西证券研究所大类资产首席分析师孙付发表研报称，美联储9月降息25bp，降息幅度符合市场预期。市场此前已充分定价本次降息。点阵图显示2025年内还有两次降息（50BP)，2026年则仅降息一次。鲍威尔表示本次的降息为风险缓释，降息25个基点背后是经济增长放缓与就业风险的增加。此外，孙付提到，本次议息会议也凸显了矛盾分歧：一方面，会议声明与点阵图的预测存在差异，声明明确提及“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就业增长放缓”，但点阵图中的经济指标预测却上调了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了失业率预期；另一方面，当前市场预期与美联储点阵指引也同样存在分歧，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2025年内将再降息2次，2026年则会进一步降息3次。浙商证券李超：“风险管理式”降息表述偏向鹰派李超在研报中提到，本月美联储如期降息25BP，并在点阵图中给出年内剩余两次议息会议连续降息2次的预期。但值得关注的是。鲍威尔在会后记者问答中指出9月降息是一次“风险管理式”降息。这是本次会议中最重要的表述之一。在李超理解来看，上述表述偏向鹰派，即联储并未完全确认就业市场的下行风险，本月更多是进行“预防式降息”。换言之，未来是否能连续降息同样值得商榷。对应鲍威尔也指出联储当前处于逐次会议相机抉择的状态，无法按点阵图准确预设政策路径。整体来看，虽然点阵图指向年内仍有两次降息空间，但李超认为仍存在回摆的可能。主要原因有两大方面：一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动能由消费切向投资后，非农就业中枢可能下行，但非农弱不代表经济弱，通胀韧性可能强于预期；二是非农中枢虽然下降，但由于非法移民驱赶收缩劳动力供给，失业率未必上行。如果失业率持续保持稳定，连续降息未必能够兑现。此外，李超重点提示，需关注缩表年内停止的可能性。此外，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称，会议释放的信号凸显其对劳动力市场放缓的担忧，也为后续进一步降息打开了大门。预计接下来10月、12月两次议息会议中，美联储仍有望各降息25个基点。此次重启降息周期有助于托底需求与就业，但难以扭转整体经济放缓的趋势，并可能延缓通胀回落进程。短期美债和黄金有望受益，美股虽获流动性支撑但盈利可能承压，美元则面临进一步走弱。财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孙彬彬称，FOMC决议符合预期，鸽派基调关注就业风险。此次决议仅有新任理事米兰投票反对，他倾向于降息50个基点，这显示美联储内部分歧主要在于降息的速度而非方向。点阵图预示更多降息，但发布会发言偏鹰。短期美债或呈牛陡，美元维持弱势。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园发表研报称，历史上看，美联储在经济不衰退的情况下降息，将会带动美股和黄金上涨、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下行，不过考虑到目前市场预期已经打得很高，预计后续影响幅度不会太大。对于国内而言，本次美联储降息将打开国内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空间，四季度降息可能性提升，但具体节奏和幅度仍主要取决于国内经济基本面的表现。

《通知》像是一场“资金管道”的改革，商业资产与跨境现金流显著受益——它通过制度重构、渠道扩容与激励相容，补长了跨境资金流动、结算渠道、本币使用等结构性短板，同时为“十五五”时期人民币国际化、跨境支付与本币结算提供了制度接口。有的放矢的结构性政策正在制度赛道上“抢跑”。2025年9月15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深化跨境投融资外汇管理改革有关事宜的通知》（汇发〔2025〕43号，下称《通知》）。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通知》旨在“不断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助力吸引和利用外资，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深化外商直接投资（FDI）外汇管理改革方面，《通知》提出“二取消，一允许与一便利”。具体为：取消外商直接投资前期费用基本信息登记；取消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登记；允许外商直接投资项下外汇利润境内再投资；便利境内非企业科研机构接收境外资金。在跨境融资外汇管理改革中，扩大科创类企业跨境融资便利，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额度统一提高至等值1000万美元，部分“创新积分制”遴选企业的便利化额度可达等值2000万美元；简化企业签约登记管理要求，不再要求提供上一年度或最近一期审计财务报告。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资本项目收入支付方面的调整：缩减负面清单，取消“不得用于购买非自用住宅性质房产”的限制；优化支付便利化业务，银行可自定事后抽查比例与频率；便利境外个人境内购房结汇支付，全国推广“先结后补”模式。综上所述，《通知》实现了多项制度突破：境外投资者可“先汇钱、后登记”，开户流程变审批为报备；外企资本金再投资无需外汇局登记，资金直接划转；外汇利润可直接用于境内新项目，减少汇兑成本；资本项下结汇资金理论上可支付住宅购房款；境外个人凭购房合同即可办理结汇。李斌表示：“近年来国内房地产市场形势已发生变化，相关宏观调控措施优化调整，外汇管理措施也需适应新形势，助力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通知》更像是一场“资金管道”的改革，商业资产与跨境现金流显著受益——它通过制度重构、渠道扩容与激励相容，补长了跨境资金流动、结算渠道、本币使用等结构性短板，同时为“十五五”时期人民币国际化、跨境支付与本币结算提供了制度接口。同一周，《求是》杂志刊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署名文章——《坚定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持续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文章指出，跨境支付体系是全球货币资金运行的“动脉”，并暗示传统资金运行“动脉”正因技术代差、法律碎片和地缘博弈而面临“粥样硬化”。潘功胜指出，国际货币体系向少数几个主权货币并存演进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促进跨境支付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多元化的跨境支付体系反过来也将加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他指出，传统跨境支付体系面临三大挑战：技术代差导致效率低、成本高；法律监管协调不足，国际合作需加强；地缘政治下易被武器化。G20等国际组织已制定改革路线图，全球正推动新兴支付基础设施发展，向高效、安全、多元方向演进。文章强调，跨境支付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在币种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使用本币结算，促进更多货币的国际化使用，单一主权货币主导跨境支付的局面正逐步改变。在渠道方面，除传统的代理行模式外，新兴跨境支付系统、区域性多边支付系统等陆续出现，结算渠道更加多样，跨境支付效率进一步提升。经过10余年的建设与发展，中国已初步建成多渠道、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同时，新兴技术的应用尤值得关注。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等技术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等发展，重塑传统支付体系，缩短了跨境支付链条。智能合约、去中心化金融等也将持续推动跨境支付体系的演进和发展。此时，正值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启动十周年前夜。2015年10月8日，CIPS一期上线，有19家直接参与者、38家境内间接参与者和138家境外间接参与者。截至2025年8月末，CIPS有176家直接参与者、1552家间接参与者，系统处理金额175万亿元/年，十年复合增速为43%。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第十四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上表示，CIPS已覆盖189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处理业务403万笔、金额90.2万亿元，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支撑。“哪里有人民币，哪里就有CIPS的服务。”这句口号正在成为全球货币资金“动脉”的现实注脚。不言而喻，在这一承前启后的关键时点，汇发43号文与CIPS十周年的协同推进，或凸显了中国在金融领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思路。一位资深外汇人士分析称，汇发43号文在此历史性时刻出台，或提供了“跨境投资便利化、跨境融资扩容、资本项目优化”等三大关键政策突破。这些政策共同构建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制度型开放体系，为跨境支付活动提供了坚实基础。10月即将召开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为“十五五”时期（2026年—2030年）定调。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黄文涛认为，“十五五”期间正处于第四次科技与工业革命之际；预计“十五五”规划将重点突出科技发展、新质生产力、提振内需、民生安全等内容。其继续看好A股和港股，建议积极拥抱第四次科技与工业革命。联博基金市场策略负责人李长风表示，货币宽松预期推升了海内外市场表现，其持续看好后市。8月份沪深300指数上涨逾10%，创业板指上涨逾20%，创下自去年9月以来最强的单月涨幅；板块方面，受AI（人工智能）预期影响，科技表现强劲，较高股息的题材板块如公用事业、金融则表现较弱。有分析认为，汇发43号文是一项货币河流的改道工程——通过“技术+制度”降低人民币跨境支付的摩擦系数，引导离岸美元存款流向在岸真实资产。潘功胜所言的“跨境支付体系多元化”正在发生：币种多元化（人民币）+渠道多元化（CIPS）+法律一体化（一张表格）。对于投资者，这是久期溢价+制度套利的罕见窗口，但也需谨记：当河流改道完成，折价消失，溢价也将随风而去。

近日，关于微软Windows系统针对欧美用户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大部分用户进行区别对待，涉嫌侵犯公众隐私乃至国家数据安全的话题，再次引发全网热议，同时也使更多消费者体会到中国市场对于华为原生鸿蒙系统开发和普及的迫切需求。起因是，9月15日，从事网络安全的技术员“玄道”在个人公众号发文称，微软利用其垄断地位使用UCPD.sys在注册表深层隐藏加密数据、动态释放未知程序，获取用户数据。此外，UCPD还内置了针对中国软件厂商的拦截机制，通过数字签名黑名单、进程名黑名单、进程路径黑名单进行过滤，限制第三方软件与微软体系软件的竞争，维护其市场垄断地位。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林蔚律师向观察者网表示，如上述指控为真，微软不仅涉嫌侵犯个人用户隐私，还可能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一石激起千层浪，“玄道”的调查结果引发多位技术人员及网络安全专家在网络上呼应。而微软方面却仍对此质疑置若罔闻，截至目前未有任何回应。值得一提的是，9月15日-21日期间，是中国2025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有知情人士透露，近日已有国家网络安全相关部门介入调查该事件。01.核心争议：UCPD.sys的“越权操作”UCPD.sys全称为User Choice Protection Driver（用户选择保护驱动），微软官方宣称其功能是“保护用户默认应用设置不被第三方软件随意修改”，但实际技术追踪与用户体验却暴露了更复杂的问题。微软系统内置的驱动UCPD.sys“玄道”研究发现，每当默认设置被篡改时，均有UCPD.sys进程在后台运行，即使用户尝试修改注册表锁定设置，也会被系统拦截。即用户试图将默认浏览器更换为国产软件、设置PDF文件用第三方阅读器打开后，系统更新或重启时设置会自动恢复为微软旗下应用。更令人警惕的是该组件的技术特性。网络安全公司技术人员指出，UCPD.sys具备高度隐蔽的“远程加载与执行”能力，会在系统注册表深层写入加密数据，持续监控注册表项变化，一旦检测到变动便自动解码、校验并加载执行外来程序，而用户对此完全不知情。这种机制被专家直指为“隐形后门”，微软或可通过该通道远程下发指令执行未知操作。此外，UCPD.sys的代码中包含doc、xls等常用文件格式标识，有技术分析认为，未来其可能进一步强制绑定微软Office软件，扩大对用户办公场景的控制。02.定向限制：国产软件成“黑名单”重点目标这样的“越权操作”和“隐形后门”除了影响用户使用体验之外，还延伸至对软件市场竞争的干预，尤其针对性地对中国软件厂商形成系统性限制。“玄道”通过逆向工程深入研究发现，UCPD程序内置了一套“黑白名单机制”，从曝光的代码数据来看，“黑名单”中集中出现了数十家中国企业的产品，涵盖安全防护、办公软件、浏览器、输入法等核心领域，包括360、腾讯、联想、金山、搜狗、2345、迅雷等知名厂商。数字签名黑名单列表（部分）当这些国产软件尝试修改默认应用设置时，UCPD.sys会直接返回“操作失败”错误代码，而同类功能的国外软件却可顺利通过。更严重的是，该机制对国产安全软件的限制削弱了用户的安全防线。360等国产安全软件本可拦截UCPD.sys擅自修改注册表的行为，但因其被列入“黑名单”，相关操作会被UCPD.sys拒绝，甚至遭Windows Defender阻止安装与运行，导致用户设备暴露在更高的安全风险中。在行业人士看来，这种操作实质是通过系统级权限限制第三方软件竞争，维护微软自身市场垄断地位。用户普遍认为，是否开启数据收集、选择何种浏览器与安全软件，应由用户自主决定，微软通过系统权限强制设定的行为不仅侵犯用户选择权，更扼杀了软件市场的竞争活力。公众呼吁微软公开组件功能、开放风险选项关闭权限，将设备掌控权还给用户，这既是科技产品的底线，也是守护数字安全的起点。03.地域双标：中国与欧美用户区别对待此外，“玄道”还通过技术分析表明，UCPD.sys内置区域检测逻辑，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化处理，其中中国用户与欧美用户的体验差异最为突出。在欧盟地区，受《数字市场法》（DMA）约束，微软为Windows系统推出“公平模式”。欧盟用户可一键切换浏览器、PDF阅读器等默认应用，系统不会阻拦修改操作，更不会自动恢复原有设置；Edge浏览器和必应搜索功能可通过标准Windows机制卸载；第三方网络搜索应用还能通过任务栏搜索框提供服务，并依托任意浏览器显示结果，Windows小组件面板也支持第三方新闻源接入。北美市场与之类似。微软欧盟官方博客的说明相对的是，在中国市场（包括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中国台湾地区），情况截然不同。UCPD.sys会强制开启数据收集与日志上报机制，日志内容详尽包含进程完整路径、注册表修改记录、驱动及云规则版本等信息。若用户开启“发送可选诊断数据”，这些加密日志将被上传至微软服务器，足以还原用户的软件使用习惯与偏好。这种针对性的数据收集机制在欧美地区则完全不会触发。04.安全隐患与潜在风险不止一次值得关注的是，类似因国际企业“隐形后门”造成的网络安全事故，并非首次发生。就在1个多月前的7月31日，国家网信办通过“网信中国”官微披露，依据《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就H20算力芯片漏洞后门安全风险约谈了英伟达公司。彼时，英伟达算力芯片被曝出存在严重安全问题，美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还透露，英伟达算力芯片“追踪定位”“远程关闭”技术已成熟。在此背景下，国家网信办要求英伟达公司就对华销售的H20算力芯片漏洞后门安全风险问题进行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旨在维护中国用户的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相比之下，微软更称得上类似事件的“常客”。2025年4月，央视新闻曾报道哈尔滨亚冬会期间，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向黑龙江省内基于Windows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疑似激活预设后门，当时赛事信息系统遭境外攻击27万次，黑龙江省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攻击次数更是高达5000万次。而据经济观察网等媒体报道，更早之前，2022年7月至2023年7月，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监测到美国情报机构利用微软Exchange邮件系统漏洞，长期攻击我国军工企业、航天研究所及生物医药公司。2024年曝光的“BITSLOTH”后门可记录键盘输入、截屏屏幕，代码中包含的中文日志暴露了针对中国用户的意图。2019年的“SockDetour”后门，则在服务器中潜伏两年半，通过劫持系统程序悄悄传输数据，成为境外势力窃取商业机密的隐形通道。05.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正当竞争如今UCPD.sys的存在让风险进一步升级。我国千万级终端依赖Windows系统，若此类组件被恶意利用，可能成为境外攻击者渗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突破口，个人隐私、企业机密乃至国家核心信息均面临泄漏风险。对此，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林蔚律师向观察者网表示，若“玄道”等网络安全专家的指控为真，就个人用户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对于跨境传输部分更有详细规定。而根据《Microsoft隐私声明》，微软并未完全履行告知义务，且该隐私声明也没有设计“单独同意”的交互界面以获得个人信息主体的单独同意，存在合规瑕疵。个人用户既可以向国家网信办等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亦可以采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七十条中规定的公益诉讼制度，“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的，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针对企业方面，林蔚律师认为，微软通过UCPD驱动单方面将竞争对手软件列入“黑名单”并进行拦截或限制的行为如果属实，则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不正当竞争两方面。针对前者，相关企业可考虑向反垄断执法机构，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进行举报，但其中需要收集微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据，包括技术分析报告、市场数据、用户投诉、经济损失评估等；针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可考虑直接向法院以不正当竞争为案由提起诉讼。此外，还可向国家网信办等部门投诉举报，并联合行业力量与舆论监督进行维权。但同时，林蔚律师指出，“玄道”及自媒体网络平台上所谓的专家言论，并不能作为行政举报或司法诉讼的直接证据。建议请《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列示的司法鉴定机构来出具相关结论，以保障证据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

9月15日，上海多所学校午餐中的虾仁炒蛋被紧急撤换，补发饼干和面包替代。午餐供应商上海绿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回应称是因为虾仁里有细沙，但学生家长表示，孩子反馈这道菜有臭味。家长们不认为这是一起偶然事件，长期以来他们对校园餐不满意：菜品质量差、油炸食品过多、孩子吃不饱、吃不好。他们向12345和市教育局反馈过问题，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罗永浩吐槽西贝“贵且难吃”，上海家长们却说：让西贝来竞标校园餐吧。虽说众口难调，但当很多家长反馈同样的问题，他们的诉求应当被重视；此次虾仁炒蛋撤换事件背后真相究竟如何，相关部门也应该有实实在在的回应。校园餐必须经得起审视，因为它关系到孩子健康成长的切身利益，并且涉及面非常之广。中国目前中小学和幼儿园数量超过46万所，涉及学生超过2.37亿人，校园配餐不是一件小事。上海家长对校园餐品质的争议并不是个例，这些年，校园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对此，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年7月发布了《校园配餐服务企业管理指南》，将于12月1日起执行。这是关于校园配餐服务管理的首个国家标准，从人员配置、原料采购、制作运输、召回程序等多个方面树规立范，被认为是保障校园餐品质的关键一步。树立规范固然重要，但若不能在执行层面真正落实，再完善的标准也易流于形式。要让“国标”被严格遵守，有几个关键点：其一是公开。公开表层的含义是对每日食谱及食材信息公示，对食品加工的关键环节通过“互联网+明厨亮灶”系统展示，但它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含义：开放——包括将食堂有序向家长开放，也包括在更前置的环节，比如对供餐企业的遴选中，引入家长代表共同参与决策。封闭容易滋生猫腻，透明与开放本身就是最好的防腐剂，能有效抑制校园餐管理中的潜在风险。从社交媒体上家长的反馈看，凡是餐食让学生和家长满意的学校，几乎都建立了家长陪餐制度，即家长可以申请进食堂亲自体验餐食，同时家委会在膳食管理和监督上也被赋予了充分的权利。其二是公正。对公正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推行师生同餐。校长陪餐制早在2013年就在河北邢台推行，2019年4月起实施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也明确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但有的地方落实得并不到位，校领导作秀式陪餐或者老师“开小灶”的情况时有发生。只有师生在同一个锅里吃饭，餐品好坏与老师们的切身利益挂钩，校园餐的质量才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其三是选择权。就吃午餐这件事而言，学生和家长就相当于市场中的消费者。消费者只有拥有“用脚投票”的权利，才有博弈的可能。现在很多学校为了统一管理的方便，不允许学生中午回家吃饭，也不允许学生自带便当。没有选择权，这也是最为上海家长诟病之处。在学校吃不好，又不能不在学校吃，难怪会生出怨言。一个没有充分竞争、消费者没有话语权的市场，服务提供者何来的动力让消费者满意？校园餐的治理绝非一蹴而就。它关乎孩子的健康与未来，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与良心。唯有将“国标”的刚性约束、执行的透明公正、家长的深度参与以及市场的有序竞争紧密结合，才能构建起一道经得起审视的坚固防线，守护好每一位学生“舌尖上的安全与未来”。

9月16日，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长城证券”）新增了一则开庭公告，案由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被告为深圳市三九胃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三九胃泰股份”）。开庭时间为11月7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上述案件公告显示，长城证券要求确认，其持有三九胃泰股份90万股；长城证券还要求，三九胃泰股份向其签发股权证、将其登记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此外，上述公告还提及：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故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内容。法院“找不到”的这家三九胃泰股份是何来头，与“三九胃泰”这个曾经的国民级品牌有何关系？工商信息显示，三九胃泰股份成立于1993年，是一家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企业，已于2022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其所留的注册地址为“深圳南方制药厂”，早在十年前就被开发成了住宅小区。“深圳南方制药厂”正是曾开创家喻户晓的“999”系列药品的公司，20世纪初已被湮没在现金流的难题中。“999”感冒灵、三九胃泰等产品早已在化债重整中收归央企华润集团，现在的三九胃泰股份是一家“僵尸企业”。对于起诉三九胃泰股份的原因，9月17日，长城证券回复经济观察报表示，该诉讼案件为公司20多年前的历史遗留问题，目前正在按照公司治理需要进行股东身份权确认。因该公司已被吊销，已停止正常经营，股权价值暂无法确定。化解遗留问题早在2008年12月、2009年5月，长城证券曾在重庆联交所集体挂牌出让所持有的12家企业的股份，整体挂牌价从3028.57万元降到2422.86万元。其中就包括三九胃泰股份90万股，当时的挂牌价为3万元。此外，挂牌清单内还有海南农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海南农业租赁”）200万股、鞍山市蓝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蓝色集团”）132.5万股股份，当时的挂牌价格已经是0元。如今看来，上述曾经处置的部分对外投资的企业股份至今仍留在长城证券。公开资料显示，2025年至今，长城证券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陆续起诉了海南农业租赁、蓝色集团和三九胃泰股份。蓝色集团早已于2011年被吊销营业执照，但还未注销。海南农业租赁于2025年8月21日被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为经营异常。据了解，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于2000年至2008年长城证券部分原始股东转让其股权时产生。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吴则涛律师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深圳三九胃泰正处于吊销未注销的状态，可能后续即将开展对深圳三九胃泰的清算工作。根据法律规定，如果深圳三九胃泰自吊销以来长期未开展清算工作，股东有权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吴则涛认为，长城证券提起诉讼可能出于三方面考虑：其一，先通过诉讼确认股东身份，再指定清算组，依法推动和监督对三九胃泰股份的清算工作；其二，确保在清算后对三九胃泰股份可能存在的剩余财产享有作为股东的分配权利；其三，满足作为上市公司的合规需要，由于长城证券未被认定为股东，那么这笔投资的存在性和准确性将存疑。对于总资产已超千亿的长城证券来说，“僵尸企业”股权对其财务意义不大，解决股权不清晰的历史遗留问题才是其目的。对于20年前股权纠葛如今才有诉讼进展的问题，长城证券回应称，主要为明确公司资产的权属，属于维护国有资产所做的常规法律动作。“三九系”清退倒计时三九胃泰股份曾与“三九胃泰”品牌有关，他们都曾属于改革开放后辉煌一时的“深圳南方制药厂”。1991年12月，三九企业集团在深圳南方制药厂的基础上成立。2001年，三九企业集团通过一系列疯狂的并购发展成为超200亿元总资产，涉足医药、汽车、食品、制酒、旅游饭店、商业、农业和房地产八大产业的企业集团。2004年，长期无序地扩张与占用上市平台资金的违法行为，令三九企业集团陷入流动性危机。2007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选定华润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对三九企业集团实施重组。三九企业集团的上市平台“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被重组更名后为华润三九（000999.SZ），还吸纳、转让了一些优质资产，三九企业集团主体及剩余资产被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华润资管”）接管。在2008年的年报中，三九胃泰股份还以“关联方”身份出现在华润三九的年报中，其自2001年借了上市平台297.55万元，2008年归还。此后，三九胃泰股份再未出现在华润三九的公告中。2025年9月17日，记者了解到，如今三九企业集团的注册地址是一个名为“华润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的企业，大门紧闭看似无人工作，门口列出了一堆投资公司的名称，无一是三九企业集团。近年来，国资委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内部的“僵尸企业”清退、“两非”（非主业非优势业务）、“两资”（低效无效资产）清理。因此，曾经三九企业集团留在华润资管的“僵尸企业”正在加速清退。工商信息显示，2023年11月至今，三九企业集团向法院申请了20多宗强制清算案件，均涉及曾经三九企业集团旗下公司。2024年6月，华润资管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根据集团专班指示，三九项目组加紧推动三九集团下属企业清理工作，面对三九企业集团境内外下属企业资料缺失严重、对外投资企业数量多且层级多、董监高等成员已无法取得联系等现状，三九项目组在梳理大量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分析研判通过强制清算、自行清算、强制清盘、被动除名等方式清理的可行性，并结合司法实践与法院、专业人员进行交流研究，根据下属企业实际情况，依法合规开展境内外下属企业的清理工作，年内超目标完成80家企业清理，为存量清理减轻了负担，为三九整体破产奠定了基础。9月17日及18日，经济观察报多次联系华润资产，询问推进原三九企业集团整体破产的最新进度。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应。

体育赛事，迎来了「事件化」时代。从NFL将「圣诞大战」单独天价售卖，到MLB在赛车道里建棒球场，体育联盟们正在疯狂地将比赛压缩成一个个充满故事、情感和符号的独立爆款「产品」，只为推销出更多门票。这背后，一场关于观众的注意力争夺战，已悄然拉开序幕。打造一场场座无虚席的比赛，是体育联盟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为了打破尘封71年的常规赛上座纪录，MLB把棒球场搬上了NASCAR的经典赛道——布里斯托尔赛车场（Bristol Motor Speedway），工程花费了近1.7万吨碎石、340吨粘土、12.4万平方英尺的合成草皮，更有上百名工作人员的日夜奋战。最终，这场花费数百万美元打造的「赛道经典赛」也不负众望——一共卖出了9.1万张门票，创下了MLB历史单场比赛观众人数的新纪录，该比赛在FOX电视台上的实时收视高峰达240万人。把球赛搬出棒球场来进行，MLB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干了。2021年和2022年，MLB以经典棒球电影《Field of Dreams》为灵感，在爱荷华州玉米地里搭建起球场，选手们身着复古球衣，从玉米地中登场，把一场普通的常规赛变成了电影与现实融合的「梦幻大战」。仅2021年的收视率就接近600万人次，成为近16年来MLB最受关注的常规赛。除了不同寻常的场地之外，围绕节假日设置特别比赛，也是体育联盟的惯常打法。1934年NFL的底特律雄狮队开始在感恩节固定举办比赛，而后演变为整个联赛的感恩节传统，NBA也从1947年开始举办「圣诞大战」。渐渐地，假期里观看体育比赛也成为了美国家庭的一项传统。实际上，国内联赛也在积极借鉴这一做法，近几年CBA就在中国传统节气「冬至」前后安排重磅对阵，以一场篮球盛会庆祝传统节日，构建了传统特色的体育文化。光有比赛还不够，联盟们还善于给普通赛事赋予「纪念日」的特别内涵。例如每年4月15日，MLB的球员都会穿上42号球衣参赛，以致敬打破种族隔离的棒球先驱Jackie Robinson；NBA则会在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安排明星球队对阵，并在黄金时段全国转播，用一场篮球比赛盛宴纪念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当天的比赛，不仅会被球迷广泛讨论，更会登上社会、政治新闻版面，帮助体育联盟强化品牌形象，拓展市场。为了抢占更多区域以及年轻人的关注度，借助明星做跨界引流，也成为提高赛事话题度的常用策略。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莫过于每年给NFL带来上亿观众和海量赞助的「超级碗」中场秀，而重视开球文化的棒球运动同样深谙此道，将赛前的小小仪式利用到极致——MLB跨界邀请孙兴慜开球，成功吸引大批足球迷走进棒球场观赛，而KBO（韩国职业棒球联赛）将开球仪式打造成K-POP偶像秀场，推动比赛内容在韩流粉丝的圈层里广泛传播。这一趋势也延伸到足球运动中——世俱杯和世界杯相继引入中场秀，给比赛增添娱乐性与观赏性的同时，也让足球屡次「破圈」，将影响力扩大至更多领域。无论是打破常规的场地选择，还是携手明星吸引跨界流量，体育联盟都指向一个目标——扩充单场赛事的内涵，使其能承载更多的内容、情感、流行符号甚至社会议题，最终成为一个值得去看、去讨论，甚至是被记住的「事件」。去争夺观众有限的注意力，是体育联盟不断加大资金与精力投入、推行卖座策略的核心动因。比赛，永远是体育联盟最具吸引力的招牌。电视媒体传播时代，体育联盟遵循把一个赛季打造成完整的「连载剧」的叙事手法，每一场比赛都是在为争夺冠军而铺垫，球星在比赛中的成长、一场关键战的胜负，则是球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伏笔。这种叙事方式，吸引了最早一批热爱体育的受众，并支持了体育联盟的商业模式的长久运转。但时代在改变，也给体育联盟带来了棘手的难题——在短视频和社交媒体主导的今天，观众已经不愿意一场不落地「追更」比赛了。MLB部分球队的比赛看台上有大量空座以MLB例，一年之中，30支球队每支都要比162场，仅是常规赛季的跨度就超过半年，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比赛，每场比赛又长达两三个小时，再狂热的粉丝也很难全程观看，更不用说那些想要入门赛事的新观众们。于是，将漫长庞杂的整季赛事拆解为独立的单元，争夺观众有限的注意力，成为破局的关键。就像1000多集的《名侦探柯南》连载30多年，一直能吸引新粉丝「入坑」，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单元剧模式——观众只需要了解大致的世界观设定和主要角色，就可以跳跃观看符合自己口味的剧集，即使半途加入，也不用担心跟不上剧情。新观众的入门门槛大大降低，作品人气也因此长盛不衰。体育赛事的「事件化」运营，也是同样的思路。被「事件化」的比赛，不仅看点密集、叙事完整，还自带话题度和传播属性，更容易被切割为短视频在社媒上二次传播——这恰好就是体育联盟扩大受众群体的理想方式。Youtube上关于NFL圣诞大战的短视频获得上万播放量更关键的是，通过事件化，体育联盟也成功地将赛季中一场不那么亮眼的比赛，包装成了更受关注、商业价值飙升的「人气产品」。联盟的终极目标还是要回到商业增长上来。无论是过去打造赛季的宏大叙事，还是将单场比赛包装成独立爆点，本质上都是为了创造更多可定价、可分销的内容产品，从而将转播权卖得更贵、更广，开辟新的收入来源。既然提起了转播权，就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播放赛事的媒体平台。放眼当下，Netflix、Amazon、Apple等流媒体平台与科技公司正强势入局，与传统平台在体育赛事的版权市场上展开激烈争夺。2024年3月，Citi Research得出的美国体育版权细分图然而，绝大多数核心赛事版权早已被瓜分殆尽，格局稳固。在这种背景下，体育赛事的「事件化」，无疑是版权市场新兴主力军们乐见其成的发展方向。一方面，体育联盟主动将赛事内容拆分为可独立分销的单元，直接推动了版权布局的重构。例如，MLB在与ESPN合约结束后，将「周五棒球夜」和「全垒打大赛」等焦点赛事从传统版权包中剥离，单独售卖；NFL将圣诞大战、巴西赛等单场赛事分别卖给多家平台。这种「化整为零」的销售策略，显著降低了平台采买版权的内容门槛与成本压力——CBS和FOX花费20多亿美元才能买到NFL一年的转播权，Netflix花每年7500万美元的价格，就买下了连续三年的「圣诞大战」，也取得了出色的营销效果。2024年NFL的圣诞日比赛美国观众人数达到6500万，创下纪录图片和数据来源：Netflix、Nielsen另一方面，体育比赛「事件化」提升了单场赛事的传播价值与话题浓度，能够助力平台打造差异化内容竞争力，打造超级IP，从而实现用户沉淀与长期增长。TikTok在2021年直播了5场「X Games（冬季极限运动会）」，24小时内吸引170万人次观看，成功拓展了体育领域用户；NBC旗下的流媒体平台Peacock拿下NFL酋长队与海豚队的外卡赛的独家直播权，创下2300万流媒体观看纪录，一跃成为「事件级流量」运营的典范。与此同时，体育联盟也能因此创造更多版权细分权益，例如NFL在全美最大购物节「黑色星期五」推出的特别比赛让Amazon豪掷1亿美元；为巴西市场打造的「巴西碗」也吸引了Youtube花费上亿美元购买版权。通过提高单场赛事的商业价值，NFL也朝2027年250亿美元的营收目标又迈进了一步。可以预见，给常规赛冠以「不普通」的头衔的做法，将逐渐成为体育产业内容运营的新趋势。早在2024年，MLB就开始为今年的「赛道经典赛」宣传造势

导读跨越AI鸿沟贰||“AI鸿沟”的根源既有技术性障碍（专用数据、学习缺口、技术债），也有非技术性阻力（组织结构僵化、替代目标不当、转型表面化），使AI难以从个体效率转化为整体生产率叁||跨越鸿沟需在六方面发力：构建预测与判断的决策闭环，重构人力再配置，弥补AI学习缺口，渐进式清理技术债，将资源由前台“炫技”转向后台深改，并让一线实践反哺上层设计过去几年中，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以下简称AI）技术日新月异，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AI模型或应用诞生。与此同时，围绕AI的各种叙事也可谓气势磅礴。诸如“AI是新的电力”“AI是新的互联网”“AI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样的言论几乎不绝于耳。无论是企业年会、学术论坛，还是资本市场的推介材料，人们谈起AI时几乎都带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热情；而在企业界，“AI即将全面改造企业”几乎成为了一种共识。然而，不久前，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以下简称MIT）“互联智能体和去中心化AI”（Networked Agents and Decentralized AI，以下简称NANDA）项目组的一份报告却给当前的AI热泼下了一盆冷水。根据这份名为《商业领域AI使用状况》（Stateof AI in Business）的报告，尽管目前80%以上的企业已经尝试使用生成式AI，约40%的企业订阅了生成式AI服务，但只有约5%的试点真正进入生产阶段并带来了实质性的价值，其余95%的项目则未产生任何可见的回报。换言之，已经切切实实尝到AI甜头的企业仅是少数，绝大多数企业则陷于“高采用、低转型”的泥潭。报告的作者将这种现状命名为“AI鸿沟”。乍看之下，MIT报告的结论令人颇感意外，但其实，目前AI经济学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可以与之相互印证。比如，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T经济系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曾对AI在宏观层面上对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的影响进行过研究。根据他的估算，AI在10年内引发的TFP提升比率大约为0.66%，平均到每年仅为0.066%，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而著名增长问题专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Aghion）的一项估算则表明，AI每年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大约在0.8%到1.3%之间，其影响也不算显著。上述研究是否说明AI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用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实际上，MIT的报告指出，AI虽然尚未在宏观层面表现出对生产率的显著提升，但却在个人层面悄然引发了一场效率革命，构建了一个“影子AI经济”。报告显示，在所调查的企业中，有超过九成的员工已经通过个人账户频繁调用ChatGPT、Claude等工具，并借助它们来完成日常写作、翻译、检索、编程等工作。而且，AI工具的使用确实显著提升了他们的个体工作效率。那么，AI这项炙手可热的技术，似乎并没有在企业以及更为宏观的层面带来显著的生产率提升？制约AI影响发挥的因素究竟有哪些？要让AI的发展真正成为推动生产率提升的有效手段，又究竟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且让我们一一说来。作为通用目的技术的AI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曾发明过无数的技术。然而，不同技术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其中，一些技术可能推动人类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另一些技术则只会在某个狭小的领域起到作用。在所有技术中，对经济社会影响最大的，是“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以下简称GPT）。顾名思义，这类技术的应用范围通常十分广泛，对经济具有整体性影响。根据学者们的总结，这类技术具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普遍适用性（Pervasiveness），即这类技术的应用范围应十分广阔，而不应局限于某几个特定领域；二是进步性（Improvement），即通过持续的创新和学习，这类技术的表现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改进；三是创新孕育性（Innovation Spawning），即这类技术的创新会引发相关应用技术的创新，从而提升这些部门的生产率，反过来，应用部门的技术进步又会促进通用目的技术自身的改进，由此形成一个正向的反馈循环。经济史学家肯尼斯·卡洛（Kenneth Carlaw）和理查德·里普赛（Richard Lipsey）曾依据上述标准，对人类历史上的数千种技术进行甄别，结果发现，仅有二十余种技术可以被称为“通用目的技术”。在这二十余种技术中，就包括蒸汽机、电力、内燃机等支撑前几轮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通用目的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关键推动作用，但通常来说，技术产生与其影响显现之间会存在一段时间间隔。比如，电力技术刚被发明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直到40多年后，它的力量才真正展现出来。又如，互联网应用初期，其影响也十分有限。当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甚至断言，互联网的作用不会超过传真机。直到十多年后，互联网对生产的影响才逐渐显现，克鲁格曼的质疑也随之不攻自破。为什么“通用目的技术”的影响往往会滞后显现？最常见的解释是：技术的扩散与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时间。“通用目的技术”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在某些特定场合可以展现巨大力量，而在于它能被全社会广泛使用。这个特点决定了它必须充分扩散才能发挥影响，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有相应的基础设施加以支撑。以电力技术为例，早在18世纪中期，人们就在电学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1866年，第一台发电机就已问世。然而，在此后近半个世纪中，电力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仍非常有限。直到20世纪初，随着大量发电站的建立和大面积输电网络的铺设，电力才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才逐步显现。通过简单比照，我们不难发现，AI可以被视为一种全新的“通用目的技术”。从这个角度看，AI技术当前在微观上表现卓越、在宏观上影响较小的现象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从AI这门学科出现至今，不过半个多世纪；而如果从“深度学习革命”算起，也仅有区区十几年。按照“通用目的技术”的一般特征，它还未到充分彰显其力量的时候。乍看之下，上述说法似乎自圆其说。但若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它其实还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正如前文所述，人们通常认为，制约“通用目的技术”充分发挥影响的两种因素是技术的普及程度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程度。那么，在当前AI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是否也受到了这两种因素的掣肘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先看普及率。如前所述，目前大多数企业已经尝试过AI，并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专门订阅了AI产品。如果仅看普及率，那么现在的AI早已超过了产生显著影响的临界点。再看基础设施的建设状况。尽管从理论上说，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的数量永远也赶不上人们日益增长的AI性能需求，但若从满足基本AI应用的角度看，当下社会的基础设施已然绰绰有余。更何况，那些进行AI转型的企业，通常也会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专门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基础设施不足”这个理由似乎也难以用来解释当前AI在宏观层面表现不彰的现象。要理解“生成式AI鸿沟”，乃至更广义上的“AI鸿沟”的存在，我们必须寻求更新的解释。AI是怎样提升生产率的？那么，“AI鸿沟”究竟为何存在？为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先理解AI可能通过哪些机制提升生产率。目前文献中主要有两种流行理论：“预测机器”（Prediction Machine）与“自动化”（Au－tomation）。前者解释传统“分析式AI”的增效机制，后者适用于“分析式AI”与“生成式AI”。先看“预测机器”理论，由AI经济学家阿格拉瓦尔（Ajay Agrawal）、甘斯（Joshua Gans）和戈德法布（Avi Goldfarb）提出。该理论认为，AI最核心的经济价值在于显著降低预测成本。所谓预测，是“利用已知信息生成对世界状态的认识”。现实中，人们面对各种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会对生产生活构成干扰。比如，工厂在投产前需投入固定成本形成产能，而此时尚不清楚市场真实需求，只能基于经验和数据进行预测。预测准确，产能与需求匹配，企业可能盈利；若预测失误，则可能蒙受损失。过去，企业在预测上需投入大量资源，如调研、专家分析等，以提高准确性。AI的出现大幅降低了这些成本，企业可借助机器学习更精准地预测未来情境，既节省费用，也减少误判风险。但仅有预测并不足够，完整的决策还包括“判断”。在该理论中，判断指对特定行为后果的估算。以银行放贷为例，员工根据职业、收入、信用评分等信息评估违约概率，此为预测。AI可提升这一效率。但是否批准贷款，还涉及违约损失、客户关系影响等隐性因素，需综合判断何种选择更有利。这类判断往往涉及难以量化的因素，AI难以完全胜任。因此，阿格拉瓦尔等人指出，企业若要借助AI实现转型，必须同步变革组织结构与激励机制，实现预测与判断的协同。现实中，AI的普及使各部门具备原本仅限特定团队的预测能力，具备提出判断的基础。这为效率提升提供了潜力。但若缺乏明确承接机制，如标准化流程、分级授权等，AI的预测可能停留在报告层面，难以转化为行动。再来看“自动化”理论。该理论代表人物包括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及其MIT同事。AI在该理论中被视为广义自动化技术，其作用是替代人类完成部分任务，通过两种机制提升生产率：一是接管低价值但耗时的任务，提高其效率；二是促进人力再分配。例如，某员工兼具策划与文案能力，因文案更强被安排为文秘；AI替代文案后，该员工可转任策划，从而在不增加人力的前提下，同步提升两项职能效率。根据该理论，要显著提升生产率，需满足两个条件：第一，AI所替代的任务本身需存在效率改进空间。若任务已高效，AI的边际收益有限；第二，AI引发的人力再配置必须是良性的。只有如此，生产率提升才能从局部扩展至整体，否则可能只是优化局部而宏观效率无增。AI鸿沟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在理解了AI影响生产率的机制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对“AI鸿沟”的产生原因进行系统分析。总体上看，导致“AI鸿沟”的原因可分为技术性和非技术性两类。先看技术性原因。在实践中，至少存在三个主要障碍，导致AI转型效果不明显。第一个是企业业务和数据的专用性。无论是“分析式AI”还是“生成式AI”，要让模型表现出色，都需要大量优质数据。但现实中，不同行业、企业的业务结构差异巨大，且出于商业机密保护，企业间很少共享数据，给AI模型训练带来很大障碍。即便企业经营者看到同行通过AI转型实现效率跃升，也无法直接拿来对方的模型使用，而必须从头开始收集数据、训练模型。为了保证模型运行的安全与稳定，企业还往往需要部署专门的硬件设备，甚至配备维护人员。若将这些成本计算在内，AI的引入未必显著降低任务执行的总体花费，难以带来真正的生产率提升。第二个是“学习缺口”的存在。AI虽能完成一次性的预测或生成任务，却缺乏长期经验积累和持续自我改进能力。换言之，AI在“算一次”的时候很聪明，但在“持续学习”过程中却很笨。它不像人类员工那样能通过反复实践逐步提高，而是始终停留在“永远的新人”状态，每次交互都要从零开始。根据MIT报告，许多企业使用的AI系统缺乏记忆、无法沉淀反馈，“学习缺口”严重。在这种特征下，AI的使用成本不会随任务次数增加而递减，长期来看，基于AI的自动化未必能有效提升生产率。第三个是“技术债”的存在。所谓技术债，是指企业在过去信息化建设中，为追求短期上线和局部优化积累下来的冗余代码、碎片化系统和不兼容接口。从当时视角看，这些技术债似乎无伤大雅，甚至被认为是提高效率的必要代价。但若企业长期拖延清理与重构，它们就会堆积成难以跨越的技术屏障，阻碍包括AI转型在内的系统性升级。一个典型案例是美国社保体系，其信息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COBOL语言被联邦政府采纳为唯一指定的业务处理语言。随着时间推移，COBOL逐渐无法满足现代需求。但若更换语言，就需重写大量程序、迁移海量数据，成本与风险极高，几乎没有一届政府愿承担。结果，这套陈旧系统只能在“将错就错”的惯性下继续使用。今年初，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尝试用AI重构该系统，却几无切入点，最终无果而终。再看非技术性原因。实践中，制约AI转型效果的非技术性因素也有三个。第一个是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的不匹配。正如“预测机器”理论所指出，要让AI转型真正发挥效力，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必须与新技术实现良性协同。但现实中，组织结构惰性大，改革阻力重重。许多企业虽引入了先进AI系统，却未同步重构组织架构，潜在问题由此层出不穷。例如，AI辅助决策降低了预测门槛，使各部门都能获得预测能力，并与自身判断相结合，作出有利于本部门的决策。但由于部门间利益导向不同，各自最优决策可能存在冲突，反而导致组织层面“内耗”激增，整体效率下降。第二个是AI替代目标的不当。根据“自动化”理论，只有当AI替代的任务本身效率较低，且人力资源再分配机制健全时，AI转型才可能带来宏观层面效率改善。但现实中，AI多替代客服、文案、数据录入等外包或初级岗位，这些岗位对整体效率的边际贡献本就有限，且人力成本已被压缩，即便用AI取代，也难显著推动生产率提升。与此同时，企业内部那些更复杂、附加值更高的岗位未被有效重构，人力资源再配置也未及时跟进。结果，自动化红利仅在局部被吸收，未能扩展至组织甚至社会层面，宏观效率依旧停滞。第三个是AI转型的表面化倾向。许多企业的AI战略投入最热衷于“客户看得见的地方”。从自动撰写文案到智能客服、个性化推荐与营销脚本，AI最早落地在前台环节。其原因简单：这些项目最容易展示成效——点击率、转化率、回复速度，数据亮眼，汇报方便，转型负责人能向管理层交差，管理层也能向股东展示成绩单。但这些应用的投资回报率并不高，边际收益迅速递减。相比之下，许多不被注意的后台环节才是真正ROI潜力巨大的领域，如财务对账、合同审查、风险合规、供应链预测等，虽不显眼，却直接关系到成本控制与风险管理。AI一旦深度嵌入这些流程，企业不仅可节省人力和外包支出，还能减少差错、缩短周期，改善现金流与利润率。但根据MIT调查，许多企业迟迟未重视这些后台项目，也成为限制AI影响释放的重要原因。如何跨越AI鸿沟？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对“AI鸿沟”的产生原因有了较深入的了解。那么，我们又应如何跨越“AI鸿沟”，彻底释放AI转型的力量？在我看来，以下几方面尤为关键。第一，要构建决策闭环，弥补预测与判断的断裂。根据“预测机器”理论，提升预测精度、降低成本，是AI推动生产率的核心机制。但在实际企业中，即便AI预测精准，如果无法与高效判断协同，效力也难以发挥。为此，构建决策闭环、实现预测与判断的高效协同尤为重要。具体而言：首先，应科学分工，使预测结果有明确的责任承接。企业需明确哪些岗位负责解读预测结果并承担风险，建立制度化“判断岗位”，避免预测结果在各部门之间漂流。其次，应推动判断制度化，而非依赖个别领导拍板。许多企业仍由少数高层拍板决策，效率低下，AI价值被浪费。更可行的是建立标准流程：不同风险等级对应不同机制，小额事务系统自动批准，大额事项委员会审议，为预测与判断之间建立稳定接口。再次，应将预测嵌入流程，让其不再只是“辅助信息”，而是直接触发行动。例如，在供应链管理中，需求预测应自动生成采购指令进入审批，而非仅以报告形式发送经理。第二，要重构员工技能体系，推进人力资源再配置。当前企业更倾向用AI替代客服、数据录入、文案等低技能岗位，而这些原本就可通过外包低成本完成，AI转型红利自然有限。因此，企业应将转型重心转向更高价值业务环节。一般来说，业务含金量越高，任务越复杂，AI越难独立胜任。与其奢望“完全替代”，不如投入“AI+人类”协作模式，培养员工与AI配合能力，使AI成为能力放大器，从而实现实质性效率提升。在此基础上，企业还需根据AI转型后的实际情况调整岗位配置。现实中，不少管理者一旦发现某岗位任务可被AI取代，便倾向直接裁撤。但员工对企业流程和文化的理解本身就是一笔宝贵资产。与其淘汰，不如转岗。例如，AI接管基础核算后，可将会计人员转为财务分析师，从“算账”转向“用账”。他们对数据生成机制的理解，往往让分析更贴近实际。第三，要克服“学习缺口”，实现AI与组织的持续共进。当前AI模型普遍缺乏长期记忆，限制了其经验积累与能力进化。既然AI无法自我记忆，企业就应为其设计“外脑”。首先，可构建“组织知识库”，为AI提供长期上下文支持，使其在多次交互中保持一致性。以客服为例，AI应记住客户的历史行为，实现连续服务，而非每次从零开始。其次，应建立反馈回路，将员工在使用AI过程中的修正意见沉淀为系统经验，形成“反馈即培训”的机制，支持强化学习。再次，应将AI深度嵌入团队协作，将其视作“虚拟成员”，参与项目管理、任务分配与复盘。只有这样，AI才能在组织实践中不断积累“准经验”，逐步弥补学习缺口。第四，要采取渐进式系统改造策略，降低技术阻力。“技术债”是AI转型的重要障碍，许多企业在面对遗留系统时常感无从下手。相比“推倒重来”的大拆大建，更务实的策略是渐进式改造。首先，我们可引入“语义层”架构，在不触动底层系统的前提下，实现数据抽象与统一。语义层是在底层系统与AI应用之间建立的一套标准化业务逻辑映射，可将异构数据整合为统一语言。例如，将“顾客”“用户”“买方”等统一建模为“客户”，方便AI系统调用，规避底层技术债。Palantir等领先AI服务企业，已在多个项目中成功实践该策略。其次，可采用模块化推进方式，先选取接口清晰、边际效益高的模块（如合同初审、供应链预测等）作为试点，通过“局部试点—经验积累—全局推广”的路径，逐步推进转型。第五，要调整资源配置重心，从前台“炫技”转向后台深改。企业常将资源集中于前台AI项目，以追求可见成果，但其边际效应下降极快。相比之下，后台流程虽不显眼，却往往是决定AI长期效益的关键环节。例如，在财务部门，许多大企业每月结账仍需大量人工核对，特别是在人工审查与Excel制作环节，效率低下、差错频出，成为流程瓶颈。若在此引入AI，不仅能显著提升效率，还能降低差错率和人力成本。尽管这些改进难以在展板上做成眩目的案例，却能带来真实、持久的效率红利。第六，要调整管理思路，让一线实践反哺上层设计。许多企业的AI项目采用自上而下模式：高层定调、成立小组、引入供应商、启动试点。但结果往往是“上热下冷”：高层期待宏大成果，一线员工却因工具“难用”而抵触，最终项目流于形式。对此，企业可尝试自下而上路径，由一线先行试验，上层提供资源保障。MIT报告指出，不少员工已自发使用ChatGPT、Claude等AI工具辅助工作，效果良好。企业与其禁止，不如顺势而为，调研员工使用习惯与痛点，找出这些工具优于内部系统之处，重新设计企业级AI系统，真正服务于一线实践。通过这一路径，企业可以将“影子AI经济”正式化，将局部效率提升转化为组织层面的生产率进步。结语“AI鸿沟”的存在提醒我们：技术本身从未自动等同于生产率的跃升。历史上，每一次通用目的技术的崛起，都伴随着组织、制度与观念的深刻重塑，AI亦不例外。它既非万能灵药，也非虚妄泡影，而是一种唯有与治理体系、业务流程、人才结构深度耦合，才能释放潜能的力量。正如电力、互联网曾经历漫长的扩散与再造期，AI若要跨越从个体效率到整体生产率的鸿沟，同样需要企业与社会付出艰巨的制度性努力。真正的突破，不在前台的炫技展示，而在后台的深层改造；不在局部的短期提效，而在全局的长期再造。只有当预测与判断形成闭环，“影子AI经济”被纳入正式流程，技术债逐步化解、学习缺口持续弥合，我们才可能真正见证AI带来如电力、互联网那般量级的社会变革。跨越“AI鸿沟”，既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是一场深刻的考验，不仅考验技术能力，更考验制度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