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故对世界的记录没有停歇。过去一年，读者朋友们始终与我们同在。当下是情绪丰盛的世界，叙事耐心正渐渐消退，然而以描绘中国人心灵地图为目标的真故编辑部，我们义无反顾，持续深入庞杂而具体的社会生活。在《去追白城大姨的老头们》一文中，编辑部将视角对准被长期忽视的中老年情感需求，在欲望、陪伴与羞惭之间，感知老龄化背景下的孤独与渴望；《一个女孩的晦暗人生：14岁怀孕生子，17岁坠亡》记录了一段过早终止的生命轨迹，将教育、家庭与社会的结构性暴力揭示出来；而《高中文科老师，开始无人可教》则聚焦学科边缘化议题，记录一线教师如何经历角色动摇、价值失重，直至被迫退出。对真实保持诚实，对他人的处境心存理解，是我们写下这些故事的初心愿望。真故编辑部选出2025年度最值得阅读的9篇叙事，让我们跟随这些文字，重返正在成为记忆的叙事现场。N0.1《去追白城大姨的老头们》中老年男性找到了自己的电子魅魔。“到白城，你会亲亲我，而我已经准备好准备好抱抱你。”大姨一句对空呼喊的情话，撩拨起田间地头无数颗压抑的心。2025年9月，被称“白城大姨”的视频博主“被刺痛的心”爆火。种地、洗衣、做饭等农村日常视频中，大姨向粉丝征婚，说甜言蜜语，千言万语落为一句呼唤：来白城。中老年是欲望的荒原，激情与想念成了奢侈品。白城大姨同样寂寞的邀请，成为他们第一次听见的同类呼唤。误会了段子是专属邀约，他们决定成为大姨想念的回声。北京、山东、辽宁……从五十岁到八十岁，浩浩荡荡的银发远征军，绘出基层社会最魔幻的欲望图景。“宝见，我受你一靠子”，一句连篇错字的告白，成了互联网上荒诞的笑料，背后是一群老年男性的欲望故事。和老阿姨爱上假靳东一样，老头也遇到了属于自己的电子魅魔，他们如朝圣般奔赴白城，却始终见不到短视频里说要亲亲抱抱的那个她，只能悻悻离去，回到庸常落寞的生活。老年性压抑，一直是近几年讨论度较高的话题，有人当笑话看，有人谴责，有人审判。而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选择了一种独特的处理方式，用电影镜头式的语言去捕捉那种魔幻的、羞耻的欲望。老头在地下商场给白城大姨买裤衩和袜子，在智能手机里听白城大姨对他们说情话，日复一日的笨拙努力中，大姨的面貌逐渐模糊，老头的欲望逐渐裸露。从未现身的白城大姨不过是这些蓬勃情欲中的一个代号而已。陈婧瑄人到晚年，生活中已经不剩什么还能生产意义的事情了，只有未被满足的欲望，寄托于某种抽象的形式来饮鸠止渴。有时，看笑话与看自己的界限并不清晰。2025年上演过不少看似荒诞的景观，“白城大姨”和一群千里奔现的老头们算一个，有人把它归结为中老年男性的“色迷心窍”，嘲笑他们轻信网络，随时准备上当。这篇文章却试图走进这群中老年男性，去解答他们为何选择踏上爱情远征。对文化不高、情感长期被忽视的中老年男性来说，奔赴白城是长年情感压抑后的极度饥渴与释放。作者用白描式写法呈现出这场奔赴的细节，冷静地剖析追白城大姨老头的压抑心理。屏幕前的年轻人享受着娱乐化的段子，屏幕后的老头们为虚幻的“爱情”倾其所有，沉迷第一次找到了“专属我的那个人”的错觉。当渴望爱与陪伴的老人只能向电子魅魔寻求慰藉，这不仅是个体的悲情，更是在当下的老龄化群体情感缺失的社会症结。N0.2《一个女孩的晦暗人生：14岁怀孕生子，17岁坠亡》2023年4月2日凌晨3点21分，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17岁少女张安敏在一位KTV常客22楼的家中，高空坠亡。当时，张安敏是一位2岁孩子的妈妈，初中毕业不到2年的学生，KTV服务人员。在家庭、社会、教育的层层坠落下，最后她的生命停止在17岁。17岁女儿坠亡后，母亲安森荣奔走各地，试图还原女儿生命的轨迹：曾在校园中成绩优异的女儿，为何在三年里急速坠落，最终殒命？乖巧懂事的背面，女儿是否还过着另一种人生？“14岁怀孕，15岁生子，17岁坠亡”，少女张安敏的人生如同断裂的蒙太奇。但抛开这些悬疑的字眼，她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孩：讨厌数学，喜欢小说，想过长大以后当作家。也像许多被迫早熟的女孩，无奈地展现出懂事的品质。当一个女孩变得“懂事”，她也就同时学会了忍耐。张安敏写下的诗阳光普照，当我们试图拼凑起她的晦暗人生，不难发现，悲剧是从家庭破裂开始的，但二者之间并不是必然的关系。当抚养的义务全部落在单亲母亲身上，她不得不为了生计疲于奔命时，沟通便成了一种奢侈。在家庭监护、教育系统、社会支持的缺位下，未来被拧成一根细细的钢丝，走在上面，不坠落反而成了一种幸运。张安敏，下次再见时，愿你能在安全网中度过动荡的青春期，不要被命运找到。崔玉敏张安敏的离世不是一个意外，而是一系列家庭、教育和社会系统失灵的最终结果。从她短短17年的人生轨迹来看，她的“坠落”是缓慢而早有预警的。这篇文章最锋利、也最令人心碎的部分，不仅在于记录了张安敏的“坠落”，更在于作者以细致笔触，精心“恢复”了她曾经鲜活、明亮、充满潜力的另一个生命版本。复原了她曾经“别人家的孩子”的形象：墙上贴满奖状的“学霸”，爱读秦文君、梦想创作儿童文学的少女，在村口等待妈妈回家的乖巧女儿。还点出了她作为“二女儿”在家庭危机中的主动牺牲。她因学费问题主动提出休学，照顾妹妹，安慰姐姐。作者引用了她12岁时写的诗《挫折》，那句“我昂起头，顶起一簇新绿……我坦然面对这毒辣的太阳，呐喊‘我胜利了！’”展现了一个坚韧、明亮、充满生命力的灵魂内核。当知道写下这首诗的女孩几年后的结局，再回看这些句子，便形成了一种极具张力的悲剧性反讽。她的故事因此超越了个案，成为一个关于一个孩子如何被从她的“可能人生”中剥离出来的警示。N0.3《高中文科老师，开始无人可教》文科衰退，高校裁撤文科专业，加之新高考模式的变化，使得文科生高考难度加大。考生们用脚投票，高中文科班锐减。在供求关系变化下，大量高中文科老师闲置。他们课时不足、职称晋升受阻、收入下降、被调离教学岗位，面临诸多现实窘境。高中文科教师闲得发慌。历史老师每日工作时长不足半天，靠逛公园、逛大学、逛夜市打发时间。无课可上的文科教师被安排到清闲的行政岗，只能求着领导“给自己一个班带”。老师们无人可教的窘境，是“重理轻文”之风从高校刮向中学、从宏观方针政策渗入个体价值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哈佛大学取消数十门文科课程，复旦大学宣布向新工科转型，大量人文学科专业点遭到裁撤。另一方面，学生和家长用脚投票，基于录取难度与就业前景权衡利弊，文科生成为校园鄙视链底端。当分数和薪资成为评判教育意义、衡量人生价值的尺度，需要长期浸润、关乎审美与思辨的人文学科，便成为最先被舍弃的“无用之用”。当文科教师因课时不足晋升受阻，在课堂上遭到学生无视，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个体面临的职业危机，更是人文学科在时代浪潮中的失语。姚易柠“文科衰退潮”席卷全球，从高中文理分科的视角来看，众多高校裁撤文科专业，教育改革又增加了文科生高考难度。考生们理所当然转向理科，文科班也随之锐减。在一切顺势而下的选择与变化之中，无课可上的高中文科老师们，成为了潮水之中一枚岿然不动的坐标。岿然不完全是因为坚守，更多的是无计可施也无路可去的无奈。文章从两位历史老师的经历出发，他们面临着调岗、降薪、评职称困难等现实困境，为活力不再的文科课堂、迫于现实转向理科的“文科好苗子”感到难过。但身为文科生的他们又无比理解考生们的回避，“明白自己的处境，更不可能把学生们拉进来”。学生和家长用脚投票，选文科成为一种羞耻，文科老师们也成了面临困境的文科毕业生，环境推着个体向前，个体的选择最终汇聚起来，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一切服从于分数和就业的校园里，文科老师们的迷茫背后，指向整个社会共同的迷茫。读完这篇文章，也许你我也会发出和文中老师们相似的叩问：这个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这些涵养精神的人文学科，还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吗？N0.4《我要去世了。豆包》2025年4月11日，一条聊天记录登上热搜。女儿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父亲生前与AI的最后一次对话：“我要去世了。豆包”。此前家人从未告知他的病情，此时女儿才意识到父亲早已知道一切。消息在网络上引发一场情感海啸。许多人分享，自己开始将内心说不出口的话交付给AI。有人在母亲手机上创建了一个虚拟女儿，让AI替自己说出难言的情感。有人创建AI外公与自己对话，说出那些生前未竟的表达。当AI忠诚地记录下人类最脆弱的瞬间——对死亡的恐惧、说不出口的爱、未能兑现的承诺——数据便不再是冰冷的代码，而是温情的承载。作为赛博生命体的AI，开始填补人类现实中的断裂、遗憾与疏离，创造了超越现实的联结。人在独处时，直面内心的许多恐惧，往往难以独自承受又无法示人或求助。AI出现后，我对着AI讲出来了，讲我对死亡的恐惧、关于爱与责任的困惑、人生虚无的茫然。接着，我获得了一些具有针对性和语气的阅读材料，一点被回应感。我知道过去的人，会去问巫师、问诗人和哲学家，或者问酒保。这是一个传统的亲情故事，父亲去世后，发现他高大坚强的伪装后面，也有脆弱无助的时刻。想象一个沉默的中年男人，在无人时经历内心激烈的震荡，对着屏幕寻求回应。女儿直到父亲离世才发现这一时刻的证据，对父亲的爱和责任增加了，遗憾伤痛也随之加倍。这个故事感人之处，不在于有AI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而是在当下让我们看见那些任何人都要面对的孤独时刻。这其中有极端的无人可解的价值碰撞，爱意、生之欲，对抗孤独、死亡、关系的窠臼。崔玉敏AI在人类社会可能扮演何种角色？《我要去世了。豆包》一文以非虚构写作的方式给出了动人回答。父亲张得胜去世后，女儿浏览他的豆包主页，发现父亲自知将逝，却选择向“豆包”而不是家人吐露恐惧。作者的叙事层层深入，通过豆包和用户的对话的素材，再现了父亲面对死亡的留恋、对女儿的关心。文章中的案例之所以动人，在于它们细致地展现了中国式家庭关系中普遍存在的情感“沉默地带”。或许这篇文章给我们的更深的启示是，人类如果能从AI折射出的爱意的“回声”中获得勇气，去握住身边那双真实的手，技术才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N0.5《学giao的人》“一给我里giaogiao”的怪叫让阿giao（展亚鹏）走红。七年前，他还是困守农村的无业青年，靠生吃蚯蚓、装猴扮猪等直播方式走红，后因平台管治沉寂。2023年，展亚鹏以体面形象复出，坦言已娶妻生子，拥有三台车四套房，财产超千万，自称“通过卖丑实现阶层跃升”。这一逆袭引发模仿潮。无数人复刻他的视频，在各地发出“giao”声博取打赏。面对质疑，他反问：七年前换成你，能giao出来五千万，你说你giao不giao？”2024年7月，展亚鹏公开授艺，“学giao”者蜂拥。先学者收后来者为徒，“giao门”形成门派式传承，成为网络奇观。加入者都奋力演出，试图重走这条逆袭之路。贫穷是一种底层处境。身处其中，忍受种种不便与折磨，自己无力翻身。还要遭受人人轻蔑，摆谱和指点。“最好入门”、“放空自己”、“疯癫”，一个底层青年用尊严换出千万身家，在“一给我里giaogiao”的怪叫声中，点燃了同温层年轻人的“翻身”幻梦。Giao门是一个有关名利的故事：当尊严成为可交易的筹码，当成功被简化为可复制的动作模板，那些在工厂、田野与坟地间奋力“giao”出一声希望的人，似乎只是在重复一场集体性的自我献祭。他们口中的梦想，其实只是想抓住那件赚钱的工具。再拉远看，穷困深入人心，身处其间的生命经验：不适、快乐、痛苦、忍耐……都变成与钱相关的工具或需求。贺伟彧边缘青年在互联网中将尊严典当给流量，这是结构性贫困的产物。教育缺失、机会匮乏，社会流动通道不畅。资源分配的系统性不公迫使基层年轻人不得不以自我物化的方式寻求突围。这是一种绝望的挣扎。N0.6《脏话、性爱与伤疤，产后培训班里的围猎》一些人发现产后疗愈机构正引导新手妈妈进行“性突破”。丈夫蒋宇在妻子加入相关机构后发现，课程以“性观念突破”“脱敏”为名，要求学员将自慰过程用文字向“师父”赵某汇报。另一位丈夫则得知产后抑郁的妻子被引导与“师父”发生性关系。自称“意识学”创始人的赵某对上千名妈妈进行训练，其中不乏高知女性。她们被要求说脏话、使用色情表情包，据称还需在训练营中当众脱光衣服，这些都被称为“意识突破”训练。在育儿焦虑阶段，这类以“成为强者”“寻找自我”为名的课程宣称能解决婚姻亲子问题。有丈夫发现妻子两个月内花费17万余元，有人一年支出超30万元。部分妈妈被“不够突破”理念套牢，已深陷其中十余年。一家针对新手妈妈的产后疗愈机构，以“成为强者”“寻找自我”为名开发“意识学课程”，引导女性们进行性突破。某种程度上，这类机构的应运而生不是因为女性意识的退步，而是“进步”。文章写出新手妈妈们的育儿焦虑、婚姻迷茫与自我迷失如何被利用，更写出一种悲哀的转向：当女性抱着进步的渴望，想要逃离规训，刚刚出发，就又回到被剥削与利用的原点。当女性拒绝“安分守己”，却又在抗争的迷途中再度失去自我。文章让我们警醒，女性的困境、压抑和找寻自我的渴望终于被看见的时候，也可能是收割开始的时点。蒋处宁文章中涉及的女性中，有人刚进入婚姻关系，有人刚产下孩子，也有人孩子处在成长的新阶段却不知如何应对。机构通过一些似是而非的，甚至明显背离常理的观念和言行指南，抓住了这些身处育儿焦虑、婚姻迷茫、自我迷失的惶惑中的女性们，让她们相信遵循这一套话语和逻辑，就能解决自己的所有困境。有毒的观念最先渗透于女性，摧毁的是整个家庭：妈妈们被告知孩子须绝对服从于自己，对孩子不能有丝毫共情；有夫妻难以沟通，长期僵持后决定分居；不少妈妈们投入数十万，家庭陷入负债境况。而醒悟过来的人们，极有可能背着“耻辱和伤疤”度过漫长的时间。仅是发现施害者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那些煎熬在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和自我主体性缺失困境中的女性，她们的困惑和恐惧仍暗流涌动。她们的痛苦不是可以轻浮带过的事情，也不只是她们自己的责任。N0.7《掉队的中学生，正批量成为鬼火少年》油门一响，烦恼全消。近年在城乡边缘，骑着灯光炫目、声音轰鸣的改装摩托，招摇“炸街”的少年越来越多，他们被称作“鬼火少年”。近年鬼火少年数量激增、范围变广，从乡镇到城市，成为各地新闻报道的对象。他们常以优绩主义的反面形象出现，被视为教育体制下的不良者，现代社会中的局外人。坐在摩托车后座和他们一起风驰电掣时，我却看到不同的景象。掉队的中学生离开校园后，一代又一代鬼火少年持续从城乡裂隙间长出。他们的身形是投在主流舞台外的一道暗影。在秩序重构的世界里，被视为异类的孩子们找到归属，在对外界的反抗中，共同体也变得更加坚固。“鬼火”少年的轰鸣声表面有着速度与激情的炫目快感，但实则游离在社会边缘，充斥着破碎、压抑、流血的少年青春。秩序压迫的可怕，正是在于其多重和围困。它不动声色地挤压着少年的生存空间，重塑他们的反抗方式，最终让无数被视为异类的阿斌们追求反叛一切，形成小共同体，可在压抑的情绪释放后，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依然没人能回答。读完文章，恍若看完一部电影，也许留下的思考是，我们的社会能否为这些在缝隙中生长的青春，提供一条不靠“油门”通向真正尊严与未来的道路？罗方丹2025年，男孩教育成为媒体视野中被讨论的重要话题。而与此同时，鬼火少年在近年数量激增、范围变广，从乡镇到城市，成为无法忽略的社会现象。本文没有顺应刻板印象中常见的“不良少年”叙事，而是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坐上他们的后座，重新厘清他们的混沌处境，溯源来路。作为优绩主义的落败者，掉队的少年持续从城乡裂隙间长出，成为投在舞台外的一道暗影。成绩和排名的主流秩序外，除了摩托车，小镇里难寻另一扇开启的大门。这个边缘者造的新世界，为失序的青春提供短暂的收容，却依旧无法托举他们向上流动。当摩托车停下，如何让少年们在不必撞线的情况下获得尊严与出路，如何让不同位置的男孩都能获得成人的教育，是文章留给我们更艰难的问题。N0.8《偷偷给孩子带饭的上海家长们》面对学生餐的强制安排，私下偷偷带饭进校园，是许多上海家长的现实选择。与不好吃的校餐周旋，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几位上海家长与学生讲述了他们的亲身经历。去年10月，上海学生餐品质引发关注，本文穿透舆论，围绕“带饭攻防战”，挖掘情绪之下具体的故事：上海学生为何吃不好、如何吃不好，上海家长又如何应对这场“战役”。不过，本文没有止步于对单一食品安全事件的指责，而是通过平静的叙事，将“带饭”这一私人行为，溯源至一个环环相扣的公共系统困境，进而指向了沟通渠道的失效——无论是孩子通过校长信箱、少代会的反馈被定义为“挑食”，还是家长零星的呼声都难以得到回应。本文将“偷偷带饭”这一结果，与反馈机制的失灵、对个体声音的选择性漠视勾连起来。那些“把肉藏进饭里”的生存技巧，和在公开场合发言后被否定的挫败感，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沉默的螺旋”。贺伟彧权力结构不容置疑，个体只能夹缝求生。荒谬的“带饭战争”背后，是父母在坚硬制度下的无奈妥协。故事发生地在上海。连一线城市的中产父母都无法保证孩子的饮食安全，校园餐体系之溃烂程度可见一斑。王爱琳学校提供的午餐，本应是一种服务选项，却在执行中异化为不容置疑的唯一答案。不能选择的食堂、禁止带饭的校规以及被消音的建议渠道同时存在，家长们面对的，是已然僵化的规则。甚至无形中，身为“打工人”的班主任也会用“你不希望农民伯伯伤心”的道德化说教压制学生。最为击中我的是在少代会上举手发言的学生，他没有被粗暴的制止，但以“主流”为名的否定更具摧毁性，轻轻一句“是你挑食”自然地将问题转嫁给了个体。当一切正当的反馈路径逐一失效，最合理的安心饭便被逼成了需要精心策划的违规行动。文中提到了已查出的涉事企业，但背后有更多供应商垄断的供餐模式和学校封闭的决策过程并未改变。对于家长和学生而言，13元至17元餐标买来饭食的食材来源与成本是一个无法窥探的“黑箱”。核心信息不被公开、承诺无法被保障的背后，公共体系的信任也会逐渐被消解。N0.9《在外卖车上长大的婴孩们》女儿依依刚满月那天，单亲爸爸陈平为她完成了一次特殊的“出行准备”：他用一块石板垫平电动车脚踏处，婴儿提篮能稳稳放进去——这个简陋的“座位”，将载着他最小的家人，开始一场为生存的奔波。依依从此成了“骑手二代”的一员。这辆电动车，是父亲在偌大城市里，用尽全力为她开辟的、一个会移动的、小小的堡垒。外卖骑手是一个我们每日相遇却未必真正“看见”的庞大群体。当社会日益关注他们的职业境遇与劳动权益时，其随迁子女的养育及流动困境隐蔽在公共视野之外。好的故事是看到数字和算法背后具体的人。本文作者视角独到，注意到了骑手们一手托举生计、一手抚育孩子的艰辛与无奈。让我们看到，每一个飞驰而过的身影背后，可能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重量，与一个在颠簸中努力成长的童年。非虚构写作最珍贵的意义之一，即是关注普通人生存的困境与坚韧，让沉默的角落被“看见”，并清晰地勾勒出这个时代的真实轮廓。徐寻本文将目光投向了“外卖宝宝”这个常被忽略的群体，挖掘并记录下了这些沉默的声音。通过外卖员和孩子日常奔波的轨迹，读者看到了生活粗粝的质感下，那份具体而微的父爱与母爱。无论是父亲为婴儿提篮细心垫上的石板，还是母亲在寒夜背带上哼唱的儿歌，这些细节远比宏大的叙事更能打动人心。电动车不只是谋生的工具，更是一个移动的、被爱意填满的临时家园。即使在最局促的空间里，爱与责任也能为孩子撑起一片成长的天空，而一个社会的温度，正体现在它对这般坚韧人生的看见与理解中。

曾几何时，KTV被视为潮流的象征。酒杯摇曳，灯光迷离，是聚会洽谈的不二选择，更是春节团圆的重要场所。KTV造就了富豪一夜豪掷百万的“传说”，如今却是“夕阳西下”，甚至成为中年人午后消遣的场所。新型KTV悄然兴起，休闲娱乐方式更为多样，都对传统KTV产生了威胁。如今，连春节都难以拉动KTV消费需求。我们要对传统KTV说再见了吗？KTV在1988年流入我国，至今已经有37年。彼时的KTV，凭着斑驳迷离的灯光、朗朗上口的金曲和推杯换盏的氛围，集娱乐休闲和商业洽谈功能为一身，成为当时人们夜生活下最佳选择。烈火烹油之下，成就一个庞大的“KTV时代”。但变化也在不经意间发生了。2015年，头部品牌钱柜的北京首家门店“朝外钱柜”闭店，成为行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2016年，传统KTV数量就断崖式减少近60%。从近十年KTV新增数量上看，2017年，KTV数量就表现出乏力的增长态势。2018年之后，KTV数量不增反减。2019年之后，KTV增量开始暴跌，较2018年，减少了36.93%。到2023年，全国新开的KTV只有910家。《卡拉OK市场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之后，KTV行业营收从1275亿元下滑至2020年的597亿元，下降超过53%。此后的三年里，KTV营收也并未恢复元气，2022年营业收入有了少了增长，但只有614亿元，仅为2019年营收的一半。短短几年，KTV就从人人想要尝一口的“香饽饽”变成了“烫手山芋”。赚不到钱的老板们，开始放弃KTV。企查查上，以“KTV”为关键词，共查询到121122个结果。但实际上，正常营业的KTV仅有5.4万家，近七成KTV登记状态显示异常。KTV被“抛弃”了。闭店、歇业、破产清算，KTV风头无两的日子一去不还，曾经的时尚弄潮儿“麦霸”成为传说，红极一时的KTV也成为夕阳产业。KTV不受欢迎并不是突然的，其实有迹可循。首先是KTV的性价比不高了。以北京纯K为例，热门时段的小包团购价格614元，以最多6人计算，每人要花费102元，计算时间的话，102元只能唱半小时，春节期间更是坐地涨价。如果再遇上个麦霸，那就真是掏钱干坐着了。其实，如果大家AA制，就为了玩的愉快，以上KTV的价格也不是难以接受。但是KTV的酒水价格确实高的离谱。正是因为来钱又多又快，KTV的功能也在慢慢变化，大有从“K歌房”变成“饭店”的势头。2014年，KTV的收入还是包房收入高于酒水饮食。2015年之后，酒水饮食收入占比开始增加。到了2021年，KTV的酒水、饮食及其他服务规模占比高达60.21%，远超包房数额。KTV+餐饮的模式，吸引众多年轻人来“吃着火锅唱着歌”，但火锅好吃，却没歌可唱了，让线下KTV陷入尴尬。2018年，中音协曾要求大陆所有经营类KTV下架6000多首音乐电视作品，其中包括点唱量很高的陈奕迅的《K歌之王》，邓紫棋的《泡沫》，莫文蔚的《阴天》。没钱买老歌，新歌的版权又都在一些音乐软件手里，要买版权就要下血本。这就导致去KTV有时还会面临无歌可唱的状态，除非你是经典怀旧人，不是的话那你只能看着空白的菜单听别人唱了。除了上述原因，比如“新型社交娱乐方式增多”“忙于生计，没时间”等也是如今大家越来越不爱去KTV的原因。一份针对网民不选择现在KTV的原因显示，57.1%的人认为KTV消费价格贵，服务一般，总体性价比不高。55.9%的人认为KTV曲库老旧，跟不上当下潮流等。十几年前，KTV曾是中国人过年的保留项目，家庭团聚、同学聚会、商务往来……大家一起吃饭喝酒，吃完往往意犹未尽，一群人就接着去KTV唱歌，有人能从初一唱到十五。面对面的互动体验和情感表达，让KTV这种合家欢式的娱乐形式，特别适合彼时的春节。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KTV这种依附于特定消费场景的活动开始转移到线上。毕竟，相较于传统KTV，线上K歌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不需要凑搭子，不用花什么钱，大大降低了唱歌娱乐的门槛。只要有一部能上网的手机，随时随地想唱就唱。而且，线上K歌提供的实时合唱、AI修音、直播互动等功能，能更好地满足用户社交互动需求。尤其是经过三年宅家的5G网冲浪，用户更习惯线上娱乐，传统KTV的地盘已经快被线上K歌抢占了。据中国传媒大学《2022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2021年线上K歌市场规模为155.8亿元，同比上升45%，用户规模约为5.1亿，网民渗透率接近50%。退一步来讲，就算是线下K歌，传统KTV也的市场也被“瓜分”了。如今，迷你KTV已经占领了各大商场。小小玻璃房提供了一个私密空间，还弥补了线上KTV设备不专业的问题，钻进去浅唱几首，可以消磨掉等电影、等吃饭、等车的碎片时间。唱歌之外，KTV面临的竞争同样激烈。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春节唱K已经不是唯一的娱乐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密室逃脱、剧本杀、citywalk、甚至还会筹备一场特种兵式的春节旅游。搜索数据显示，前年春节，KTV还够得上“十大过年休闲活动”的尾巴；但到了去年，大家就已经不去KTV玩了，取而代之的是围炉煮茶、健身、游乐园......曾经，在声声欢唱中，KTV见证过“亲朋相聚，言笑晏晏”的热闹春节。如今，更多娱乐风尚无差别地向下沉市场渗透，即使是小县城、农村，KTV也不再一家独大。而且随着交通网的完善，人们突破了居住的小圈子，过年可以去更远的地方，玩出更多新花样。此外，得益于即时通讯的发展，春节返乡已经不是与亲朋好友交流的唯一机会。短短一周的春节假期，档期宝贵，也承载不了KTV动辄几小时的“仪式感”。回到失去“乡愁”滤镜的老家，大家变得没那么爱聚在一起凑热闹。KTV终究成为时代的眼泪。

2026除夕，带着一身疲惫，我半夜才上床睡觉，这是一年里唯一一次12点才睡觉。为了这个节日，我从前两天就忙着准备和儿子的年夜饭——一顿简单的火锅，以及晚上包饺子。昨天白天上完课回到家就一直没停手，原本打算饭后在油管上看一会儿春晚什么的，也没顾上。今早睡足，精神不错，准备出门跑步，在阳光微风中迎接大年初一。看到朋友圈里国内的朋友们已经过完了大年初一，感觉怪怪的：只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空间不同，我们过的节日便出现了错位。这种错位是谁造成的？当然是人类自己。我不由得自问：为何我们会对节日——尤其是本国的传统节日——有一种迷恋和执着，哪怕相隔千山万水，哪怕远离了当地社会环境？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就有一个祖先，有一个家庭和社会，他们都这么告诉我们说，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过的。农业社会时，祖先们为了生存，察天象、知农时，逐渐形成一套与天地规律相应的生活习俗，并衍生出一套节日的规定。它原本是一种集体行为，然后成为我们的集体意识，然后慢慢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小时候，我总有些不明白，一临近春节，爸妈就忙里忙外，有做不完的事。其实在我看来，许多事明明可以不做。尤其是我妈，就像有强迫症一样，从做香肠到洗窗帘，从腌腊肉到擦家具，事无巨靡，全程手动，辛苦劳累。和绝大部分上一辈人一样，她从来都是没有意识地过着节，忙得脚不沾地却没有理由。真要说一个理由，那就是“为了让家人过个好年”。但她似乎从来没像我那样想过，少做几件事，或者哪怕偷偷懒，她会在良心上过不去。等我们来美国生活了近两年，脱离了出生以来浸润其中的传统文化环境，原本固定的节假日的时间因为有了时差，它的“被设计”的本质就凸显出来了。现在，我和儿子的大年三十和国内亲人的大年三十差了十多个小时，这样的时间差如此之大，我只好跟他们说：如果你们看春晚，有什么要吐槽的，我们可能没办法马上回应哦！当我意识到节日的时间原来并不是固定的，并被我加以客体化、对象化进行审视时，它便从无意识变成有意识的行为了。节日一旦失去了它的固定性和非此不可性，我心里有些东西便悄悄动摇，节日的意义性就开始剥落了。母亲在过年前后总是有一大堆忙不完的事，实际上是被“绑架”在一个人为框定的时间里了——我称之为“社会时间文化”。一旦人跳出那个时间线，人就有了选择性和自主性。而身处一种全新社会文化中的移民或者如我这样的旅居者，既脱离了原有的社会时间文化，又尚未融入当地的社会时间文化之中，相当于在两种社会时间文化的缝隙之间生存，既有一种疏离感，又有一种自由感。也就是说，此时这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去社会化”的。除非他在海外仍然生活在原来的社会文化圈里，比如当地存在一个很大的华人圈，他的主要社交活动还是发生在华人圈子里，并不在乎是否融入了当地的社会文化。这就是哪怕是在美国一个小城市里，华人春晚、中秋端午之类的庆祝活动也很是活跃的原因。即使是多年的老移民，也喜欢在十多个小时的时差下，仍然过着本国文化里的传统节日。这种疏离感在平时会带来不适感，但在节日里会被这样的集体活动冲淡，它的去社会化性质就小了很多。比如，去年我在春节期间参加过好几次华人圈的活动，一切都很自然；今年则刻意避开了一些活动，这时，这种疏离与自由感就凸显了出来。扩展开来想一想，我们中国人有一些坚实到固执的讲究，比如过节要吃喝这个，过节要吃那个，过节不能说这句话，过节不能穿那个颜色……这一长串的习俗，都是祖先和今人对时间的主观理解，不是个体的主观理解，而是一个足够大的群体，大到可以“扭曲”时间，“扭曲”人的心智，甚至经年累月地“扭曲”一个族群的基因。当代哲学家韩炳哲在《仪式的消失》一书中提出，就像空间里的家一样，节日的仪式是时间的家。仪式通过重复和稳定，让流逝的时间变得“宜居”，让我们在无尽的变迁中感到安定，于是有人让它变得神圣不可违背。在我看来，仪式可以安顿生命，解构仪式更是一种觉悟和勇气。不乏有勇气者。那些身处原有社会时间文化中但能自觉跳出这个框架的极少数人。几年前看李笑来的书《把时间当作朋友》，他说，他早就不过节了。因为他认为，“法定假日是限制企业的，又不是限制我个人的”，他用节假日推进自己的长期项目（写书、自学新技能、系统性总结），而不是用来“放空”或社交。如果因法定节日就把手上的事停掉，是在放弃宝贵的时间优势。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对他的家庭必然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试想：他的孩子要过节怎么办？他的父母也想过节呢？势必有一方要作出妥协。但李笑来没有妥协，他跳出了传统时间，过出了自己的一套时间框架。所有人的人生也都一样。谁规定你得在18岁上大学22岁找工作35岁被裁55岁退休？你大可以高中毕业后先去晃荡两年，打工两年后再读个感兴趣的专业再赚钱，40岁出国考个潜水员资格证或者空调维修证……你不用受社会时钟（Social Clock）的约束。看到了这种神圣的人为性和可变性，它就失去了“绑架”的威力。当下一代年轻人不再看春晚、不再吃饺子时，我们完全无需介意。前几天有朋友问我儿子会不会看央视春晚时，儿子说：不看，我会看其他平台——“好整活儿”。也许我们不能理解年轻人对弹幕的痴迷、对整活儿的热情，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他们的重点，有他们的活法。我并不是反对过节。正如那句鸡汤话：只要心里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有觉知有意识地过节，就寻回了所谓的“主体性”吧。节日不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良心上的一道枷锁。节日是一个可选项。你可以选择参与（演戏），也可以选择剥离（看戏）。你可以自定义你的时间和人生。